施聰穎

投書從被動長照到主動照護：打造值得信任的健康協作平台

迎戰超高齡社會，資訊整合與法遵合規是關鍵文／施聰穎（作者為CARE照護平台創辦人/研發團隊負責人）台灣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化已不再只是人口統計上的數字，而是每一個家庭正在面對的現實。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2025年台灣65歲以上人口已突破總人口20%；2030年，高齡人口預估將超過560萬人；到了2040年，每三位國人中，就有一位是高齡長者。高齡照護已從傳統的社會福利議題，演化為攸關醫療、家庭、科技與產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近年政府積極推動長照政策，全台至今已有超過2,000家居家式長照機構及上千處日間照顧中心，社區照護網絡已逐步成形。然而從第一線觀察，台灣目前真正缺乏的，往往不是更多單點的服務，而是更系統化的「資訊整合」。現行的照護生態中，家屬、照護員、基層診所與醫療院所都在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彼此之間卻存在明顯的資訊斷層。長輩是否按時服藥、食慾與精神狀況變化、乃至於步態異常或跌倒風險，這些關鍵數據往往分散在紙本照護紀錄、診所病歷、家屬的通訊軟體，甚至是口頭描述中。資訊並沒有消失，只是無法即時且安全地流動。這導致家屬需要反覆確認、照護員重複回報，而醫師在回診時也僅能憑藉有限的資訊做出判斷。當資訊無法對齊，再完善的照護資源也難以發揮最大效益。隨著生成式AI快速發展，大眾多將焦點放在對話機器人或辦公自動化，但我相信，AI在健康照護領域的長期價值，在於扮演一位極佳的「協作者」——協助整理碎片資訊、分析生活趨勢、辨識異常風險並降低行政負擔，讓所有參與照護的角色能在適當的時間，基於同一份資訊做出最佳判斷。然而，照護平台的核心終究是「法遵與信任」。無論科技再強大，只要涉及個人健康資訊與醫療紀錄，就必須建立在嚴謹的法遵架構上，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醫療法規、資安管理、授權控管與完整的稽核機制。唯有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數位工具才能成為值得信任的助手，而非風險來源。基於此，未來的健康照護平台應建立三大關鍵原則：一、以法遵為前提： 所有資料交換與應用均需建立在個資保護、資訊安全與使用者授權的基礎上，讓數據流動有邊界、有依據，也有責任。二、以協作為核心： 科技的目的不是取代專業，而是讓家屬、照護團隊與醫療體系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共享必要資訊，實現高效跨界協同。三、以預防為目標： 透過即時的資訊整合，讓潛在的異常狀況得以提早發現、及早介入，推動照護模式從「被動處理」走向「主動預防」。這也是我們投入 CARE 照護平台 研發的初衷。CARE 並非意圖取代現有的長照或醫療體系，而是希望在嚴格的法遵規範與使用者授權下，透過數位科技建構家屬、照護員與基層診所之間更透明、更即時的資訊協作機制，讓照護資訊安全流動，也讓每一位參與照護的人都能因資訊透明而更加安心。超高齡社會的挑戰已經到來。未來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照護資源，而是更有效率的協作機制；不只是更強大的AI技術，而是更值得信任的法遵架構。我們期待 CARE 能以科技串聯每一位照護參與者，翻轉傳統被動等待問題發生的模式，共同守護台灣高齡社會的每一天。

投書從輝達投資台灣，談一場正在進行的「微型憲政實驗」

作者：施聰穎｜AI治理實驗研究者近期輝達（NVIDIA）持續擴大在台灣的投資與布局，從AI運算中心、研發基地到供應鏈合作，讓台灣再次站上全球人工智慧產業的重要位置。多數人關注的是經濟效益、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力，但在我看來，這背後更值得思考的，是一個關於「治理」的問題。當科技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制度修正速度時，我們該如何建立一套能夠兼顧創新、風險與責任的治理秩序？這也是我近年持續進行「微型憲政實驗」的原因。所謂微型憲政實驗，並非國家層級的憲法改革，而是在有限規模的AI協作環境中，透過角色分工、權責界定、制衡機制與最終裁決流程，驗證一套治理秩序是否能夠持續運作。在實驗過程中，我發現最困難的問題並非技術本身，而是決策。當不同觀點產生衝突時，誰來裁決？當創新與風險同時存在時，誰來平衡？當法律與效率發生拉扯時，又該由誰承擔責任？這些問題其實與當前全球AI治理所面臨的挑戰極為相似。以輝達投資台灣為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企業投資，更是一種跨國企業、產業供應鏈與政府政策之間的高度協作模式。為了推動AI產業發展，政府必須在人才、基礎建設、能源配置與法規調適之間取得平衡；企業則需要在技術創新、市場競爭與社會責任之間做出選擇。這種治理模式已經不再只是傳統由政府單方面制定規則，而更像是一種持續協商與動態調整的治理過程。換句話說，AI時代帶來的挑戰，或許不只是技術革命，更是治理革命。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打造更強大的AI，而是如何建立一套能夠被驗證、被挑戰、被修正，並且最終由人類承擔責任的治理框架。在我的實驗中，我嘗試讓不同AI角色進行協作與制衡，並透過法律邊界、風險控管與最終裁決機制，驗證AI是否能在既定秩序下運作。這些實驗規模或許微小，但我相信，它們反映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當AI開始參與決策之後，人類是否已經準備好相應的治理能力？台灣正站在全球AI浪潮的重要節點。我們追求的不應只是技術領先，更應該思考如何建立兼具創新能力、風險控管與責任歸屬的治理秩序。因為真正決定AI未來的，從來不只是模型本身，而是人類選擇用什麼樣的規則與價值，去引導它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