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元宙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期中日之間最受矚目的事件，就是一名現役日本陸上自衛隊少尉軍官持刀闖入中國駐東京大使館。目前事件真相雖仍待釐清，但在利用批判高市首相對台灣有事議題態度的餘熱上，北京迫不及待大加炒作。從要求日方嚴懲，一路上綱到「極右翼蔓延」與「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這種操作，再次暴露北京對日論述的慣性：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題發揮；不是處理個案，而是製造鬥爭仇恨。若要談軍國主義，必須先分清「舊軍國」與所謂「新軍國」之差異為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可以違抗中央、擅自擴大軍事行動，政黨政治失控，軍部凌駕文人政府，最終走上侵略中國、擴張帝國版圖的道路。所謂舊軍國，是一套真實存在的體制：軍部主導國家，侵略成為國策，對外征服成為目的。但現在北京所使用的「新軍國」一詞，其實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或事實描述，而是政治包裝。因為北京也知道，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九三一年的日本，日本沒有軍部挾持政府，沒有政黨政治崩潰，更沒有對外侵略的國家戰略。於是，北京只好把教科書、靖國神社、防衛預算、反擊能力、台海表態，甚至個別失序事件，包山包海全部拼湊成「新軍國」標籤，強貼在日本身上，也就是用舊名詞炒作新鬥爭。說穿了，這不是歷史分析，而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表現。但平心而論，日本今天無意也無能力實現軍國主義。無意，因為日本的安全政策雖然不斷調整，但核心仍是防衛本土、維持區域平衡，而非對外征服。無能力，因為日本仍受和平憲法、國會監督、文人統制與美日同盟架構約束，自衛隊也長期面臨人力不足問題。今日日本固然在強化軍備，但那是面對中國強軍、北韓導彈核武與區域風險的防衛正常化，與戰前軍國主義根本兩碼子事。北京之所以非要發明「新軍國」不可，原因很簡單：如果直接拿「舊軍國」來批判，在學理及現實上說服力完全不足；只有加上「新型」二字，才能把歷史記憶、現代安保與台海局勢硬綁在一起，繼續對日本施壓，並把支持台海穩定的力量一併抹黑。北京嘴上是在批日本，實際上卻是在警告台灣與整個印太民主陣營：誰若靠近日本、支持台海和平，就可能被貼上破壞穩定的標籤。對台灣而言，我們必須看清的是，今天真正以軍事擴張、灰色地帶壓迫來破壞區域現狀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台灣當然無需替日本歷史錯誤洗白，但更不可被北京的言論牽著走。北京現在對日本用的「文字攻勢」，未來也會複製在任何服務其政治目的的地方。 

今年2月10日，北檢指揮調查局國安站搜索無黨籍原民立委高金素梅及其助理。媒體披露偵辦方向包括助理費疑慮、可疑協會補助款、違法輸入醫材，並指稱相關金流「疑有國安疑慮」。若本案涉及境外資助，甚至與中方力量勾連，便可能觸及《反滲透法》，司法理應依法追查、釐清責任。然而，本案更值得社會正視的深層結構性問題是：為何「原民立委」的政治身分，在中共對臺統戰架構中，被視為高度可利用的政治資產？北京長期將臺灣原住民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敘事框架，並企圖將其轉化為島內「反獨促統」的槓桿，顯然並非偶發的宣傳語言，而是系統化的政治工程。自習近平上臺後，中共強力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試圖操作原民族群的「身份迷失」議題，也就是刻意放大「你到底屬於誰、認同哪裡」的困惑或矛盾。在中共的統戰思路裡，如果能讓原住民族在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之間產生更多拉扯，就可能削弱臺灣作為主體的認同基礎。最終目標是把台灣多元的族群身分重新整理、納入中國的國族敘事之中，並進一步把政治認同導向「統一」。在這套統戰系統中，若能找到具代表性的原民政治人物背書，便可盡收三種效果：第一，對內宣傳「兩岸同屬中華民族」，鞏固其統一正當性；第二，對外包裝為「文化交流、族群連結」，以降低國際與臺灣社會警覺；第三，對臺操作「族群認同／分化」策略，將原住民族錯置為對抗臺灣主體性的工具。因此，本案真相如何仍待調查釐清，但從目前訊息分析，其可能涉及的將不僅是貪瀆等刑事問題，而是中共如何透過「看似無害」的交流合作，在臺灣社會逐步發展人脈網絡，最終轉化為對臺政治工作的協力能量。更值得警惕的是，若涉案者握有國會議員身分，便同時掌握公共資源、政策議程與預算權力，其影響將可能擴及媒體敘事、部會資源分配乃至兩岸互動規則的塑造。面對此類滲透風險，臺灣至少必須同步補上三項防線：其一，制度透明化，對立委及其助理與相關利害團體之兩岸交流，建立更高強度的申報、揭露與可稽核機制，強化利益衝突審查工作；其二，強化原民主體與國際連結，政府應挹注資源協助原住民族參與國際原民網絡，避免交流窗口被特定政治人物壟斷甚遭境外敵對勢力操控；其三，深化反滲透宣導，明確劃出「交流」與「統戰」之界線，讓社會理解問題不在立場，而在行為本身，並將防範工作下沉至地方與各類協會社團的日常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