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

投書我控訴這個國家缺乏程序正義!

大部分法律問題已經在前述討論過，現在進行尹監委更要列為必修的文化課程。當我送件到公懲會的那一刻，尹監委濫訴的事蹟，就在中華民國之正史留下見證。人家告訴我：公懲會平均水準比較高，委員都當過法官，不至於作秀胡搞。你應該送件，讓一切攤開來，不然公理正義也跟著湮沒了!其實走過這一年，最讓我心痛的是台灣這國家連「程序正義」都沒有了，連位高權重的監察委員也沒有「程序正義」這個觀念?如此官威肆虐，難怪柯文哲會碰到一連串的台灣奇蹟!     1.  有關史無前例的疏失，尹監委你真是連電視都不看---     二○○七年義大利也發生過愛滋器捐誤植事件，別人的國家是這樣處理的。一、必須要有不責難的文化，事情的始末才能水落石出，制度才能改進。二、團隊裡的每一個人都有其責任去幫忙改進。三、病患後續的追蹤和治療要做好；相關的資訊應該充分告知病患。四、必須確保移植團隊合適的工作環境、足夠的人力、合理的工作負擔、以及人性化的作業系統。五、媒體對於事件應該做深入且正確的報導。相關的責任歸屬和後續的照顧，都要完整正確地告知大眾；負面的報導可能會毀了移植醫學的進步。反觀我們國家在做甚麼?聲東擊西、遮躲掩藏、找替罪羔羊、、、，而尹監委你正是這個卸責政府的共犯。   這一年來，柯文哲還是默默在修補制度跟系統上的缺漏，現在正在幫忙制定器官捐贈協調師國家認證考試制度等等。你關心過台灣捐贈移植制度目前應如何進一步改進嗎?你連兩分鐘都不願意去詢問疾管局查證目前這五個人狀況，就捏造不實指控，除了作秀還是作秀，而且還是帶著偏見的作秀!   北歐國家已經比照飛安制度，設有獨立的醫療事故委員會，公平公開的調查過程，最後由國家承擔責任。反觀台灣這次的事件，制度殺人已經不是首見，尹監委出身的北榮也發生過瘧原蟲事件，最後逼死一名年輕的女住院醫師，你還不能體諒醫療意外事故往往是系統制度的問題嗎?你完全不顧程序正義只針對個人，甚至是針對一個為了保護部下挺身而出的人，你還有同理心嗎？ 你說”社會自有公斷”，那我們就讓社會來公斷，是這個國家推諉塞責？還是柯文哲個人犯了「史上前未有的重大疏失」？還是尹監委甘為政治打手作秀過頭而嚴重損及中華民國政府多年建立之口碑與我國之國際形象。(均取自貴彈劾文)   2.  為什麼柯文哲說：這系統跑了五千次，RUN了6年，尹監委你們還要怎樣?     柯文哲是人不是神，window軟體從原始設計工程師不斷經過市場考驗除錯，也只能趨近完美而已，還是有改進空間。更何況柯文哲是在相當艱難的環境下設計出這個系統，人命關天，希望是零故障，但是還是有檢討改進的空間，如果都要零缺點才能上線，那麼永無上線之日。我承認沒有覆核機制，但是如果錯等於罪，你的這篇彈劾文專業不足錯誤百出，連校稿都缺漏誤植多處，國家正式公文如此怠忽職責、廢弛職務，受否先自我彈劾？事實上，登錄中心九年換十個董事長，讓我們等於處在無政府狀態下，運作這個系統，你是否先討一下官府？你說我嘻笑怒罵，你的行為本身就是再大不過的笑話啊!     3.  我控訴這國家缺乏程序正義   所謂『程序正義』，就是『依法行事，該做的做、不該做的不要做。』如此而已。 過去一年，我經歷誤植愛滋器官案帶來的紛紛擾擾，現在回頭去看「江國慶案」，心中感觸更深。試問各位一個問題『如果您是江國慶，處於當時的情況，您怎麼辦？』江國慶是現役軍人，他也知道姦殺女童一定是死刑，在那個情況下，怎麼還會有口供？還會有自白書？到底當時他是怎麼被刑求的？如果您是江國慶，您怎麼辦？江案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個冤獄案竟然沒人需要負責？因此案而升官的、領獎金的，竟然也都不必繳回，這是甚麼世界？有這種前例，遂使天下之鷹犬競相效尤，鎮日狂囂只求邀功於主子，竟然啃食黎民百姓於大街之上。只需要『政治正確』，而不必顧慮『道德正確』或『倫理正確』。 十幾個年頭過去了，輪到我面臨的案子。臺大醫院交給衛生署的檢討報告，作為最重要當事人的我從沒看過。第一次看到時是半年後，被地檢署傳訊時，才向檢察官借來看看。接下來衛生署長、副署長、醫政處長一字排開，在電視前宣布要將柯文哲最重予以撤照、取消醫師證書時，竟然調查報告尚未寫完。被逼公布調查報告後，情急之下將醫策會的調查報告，拿掉對衛生署和登錄中心的批評，只留下對台大醫院的檢討，就當是衛生署的結案報告了。當所有調查委員都不肯簽字，醫改會也不肯簽字時，依然厚顏無恥的公告出去，如此官品，天下事可知矣！ 而尹監委只約談我一次共兩小時，其後再無接觸，九個月後，突然記者蜂擁而至問我對彈劾案通過之意見？我事先沒接到任何通知，也沒獲得書面資料，只見電視上尹監委在記者會中慷慨激昂羅織我的罪名。一篇彈劾文未諮詢專業、錯誤百出就算了，連校稿都缺漏誤植多處，貽笑四方以外，更重創這個早已被視為「盲腸」的監察院。   你如果調查後認為我有罪，也應再傳訊我，把證據攤在前面，給我一個辯駁說明之機會。其實很多事情經過說明就可澄清的，甚至只要你肯花兩分鐘詢問第一線臨床人員，就知道事情不是如你所想像的。結果你以偏見收集資料，再以偏見解讀偏見收集來的資料，最後自己被偏見淹沒完全看不到真相，還喜孜孜地自以為破獲大案，終於能報效主子提拔之恩。現在鬧出這種笑話，要由誰來彈劾讓監院蒙羞的尹監委?       以上這些事情為何發生？因為缺少『程序正義』﹗難道怎樣做才是對的？怎樣做是錯的？你們都不知道嗎？結果還是『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做了。』       人本來就不是完全理性的動物，不然歷史也就枯燥無味了。但是正因為如此，要建立一個文明的社會，更要強調『程序正義』來防止私慾、偏見造成的誤差。人有私慾，為了名利、為了保住官位，有時不免矯揉做作，所以更要堅持『程序正義』防止行為過度偏差。但是自私自利之人固然醜態可厭，還有一種更可怕的『偏見』人士，這種人看似清廉、做事勤勞、道德上也找不到大缺點，但是對國家社會的危害更大。可謂貪官可惡，清官更可怕，就是如此。本應是國家公權力的糾舉彈劾、這些人卻當作愛國鋤奸行動。以偏見執意行事，自以為忠黨愛國，完全不顧『程序正義』，自以為立了大功，抓了大咖，結果舉國嘩然，只是對國家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而已。   結論：   司法（監察）應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本來就不應是政治工具，更不可是政黨鬥爭的工具。這是我對這個國家最深沉的控訴！如果「法治」、「人權」是我們期望的，那麼就從『程序正義』做起，尤其是司法（監察）的『程序正義』！

投書最難過罹癌妻子因此暴瘦

回答一個關鍵問題: 為何未親自開立器官捐贈移植者血液檢體檢驗醫囑，及未親自判讀與複核檢體檢驗結果?   Ans:   1.國際移植醫學規範與現行衛生署修訂的法規依然無此規定。   器官移植分秒必爭需要團隊分工合作，依據當時的作業情況，要求不是器官移植執行者的柯文哲必須親自開立檢驗單和判讀檢驗結果，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國際移植醫學規範也沒有這種要求。以和器官移植相似的捐血作為例子，這種特殊診療行為，捐贈者捐贈血液後，捐贈之血液必須作各種病毒之血清學檢查，通過檢查之後才能給各醫院申請使用。檢查項目有台灣官方統一之規定，捐贈之血液由工作人員直接依照規定作檢驗，並不需醫師開立檢驗單。檢查之結果若為HIV陽性，依照常識也不會用於輸血之用。事實上器官捐贈前之血清學檢查也有台灣官方之規定，即所謂之『急八項』：(anti-HIV，HBS，anti-HBS，anti-HBC，anti-HCV，STS，a??nti-HTLV-1，anti-HTLV-2)，這些是所有的器官捐贈者都要檢驗的項目。檢查之結果將決定直接放棄器官捐贈或者該器官只限於特殊的受贈者，這些都有官方明定的固定規則，不會因人而不同。   事實上，台灣的OPO制度和美國最大不同處是以跨區醫療體系為主，而非以地區為準。例如：馬偕醫療體系的台東馬偕醫院、台大醫療體系的雲林分院皆屬台大OPO之合作醫院，這些醫院的捐贈者，也不可能由台大總院的OPO負責醫師跑到當地開檢驗單，或者到當地看檢驗結果，實務上不可能作到的。再者，外院的捐贈者，甚至臺大醫院內的捐贈者，其主治醫師並非OPO負責醫師，他的檢查、檢驗，也不是OPO負責醫師能直接開立處方。捐贈者的檢體也可能送到外面獨立的檢驗所檢查，這個更沒有醫師開立檢驗單就直接執行了。   當時台大OPO之合作醫院遍及台灣各地，因此各地之檢驗結果出來後被迫要使用電話聯繫，因為工作人員不一定在現場，即使工作人員在現場也不具電腦權限去閱讀各醫院電腦上的檢驗結果(長庚醫院就曾經以病人隱私權為理由，拒絕開放電腦內的胸部X光片給台大OPO人員看，即使台大OPO人員已到了長庚醫院。此為一例。)出事後，衛生署才首次規定捐贈者所在醫院，必須把捐贈者檢驗資料印出來，傳真或是掃描給受贈醫院。但在此之前都是只使用電話聯繫檢查結果。也因此使用電話是當時的作業常規。即使衛生署事後的緊急改進措施也沒規定要OPO負責醫師開立捐贈者的檢驗醫囑，因為實務上有困難。   為了效率考量，捐贈之檢查分成兩部分：(1).固定項目及其結果有固定處理規則的血清學檢查，就依規定自動執行。(2).通過後，各器官之功能，例如腎功能之BUN, Cr, urine output，則在受贈者名單順序出來之後，詢問該器官移植之負責醫師，由其決定是否接受該器官？如果覺得資料不足，也是由移植醫師直接通知協調師加做哪些檢查，也沒經過OPO負責醫師去處理。所以移植前各移植醫師仍會檢視各自的器官功能。因此捐贈器官之使用當然不是器官捐贈協調師單方面決定，事實上也非器捐勸募小組負責醫師即能決定，依照國內之醫療常態，是否接受該器官？仍是移植醫師決定的。如果要所謂「器捐勸募小組負責醫師」對所有捐贈者，每一例親自開單，到現場檢視檢驗結果，並決定器官能否用於移植？對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之業務，僅有一名醫師之編制，用常識想就知道不可能如此運作。難道過去20年只要柯文哲不在臺大醫院(例如出國開會)，臺大醫院之器官移植全部停止進行。因此其作業方式一定不是如監委所要求的。在實務上，「器捐勸募小組負責醫師」是品質管理和行政業務監督為主。   2. 『缺乏覆核機制』確是此事件的主因   『缺乏覆核機制』正是當時制度的漏洞，我並沒否認。過去二十年，有固定的血清檢查項目，依結果有固定的處置規則，和捐血流程相似。通過這些檢查後，再將各器官功能的檢查結果通知受贈者之醫療團隊，由其決定是否接受該器官。這種作業模式已使用近二十年了，因為電話聯絡互相溝通，有疑問可直接討論，一直被認為在簡單的幾個項目中不會出錯，所以才一直延用到當時。     感想:   以這個彈劾案當比喻，長達十一個月的調查時間有數不完的兩分鐘，你連花兩分鐘都不願意打電話跟衛生署疾管局check一下，8票投贊成票的委員也都沒人花兩分鐘去做double check是否尹監委的提案指控屬實？就由尹監委宣稱” 『明確顯示受到感染。』並在記者會上疾言厲色，情緒字眼攻擊謾罵。你還敢厚顏聲稱”已盡職調查”，誰才是真正的”怠忽職責”? 你連兩分鐘也不願意去打聽過去二十年從台大醫學系畢業的學生，如何看待這種指控我之罪名？說柯文哲強硬、強悍、嚴厲，或許有人會同意。至於會用『敷衍、怠忽』這種罪名，也只有尹監委你而已。你這個彈劾文使監察院從此難立威信於民，不知你是否現在要先彈劾自己以謝國人？   面對此案老百姓心想：「刀不是他開的，檢驗不是他做的，電話也不是他接的。若要論行政責任，怎麼會上下左右的人都不必負責，只有這一個人要負責？」這種太過偏離常識的彈劾，難怪會引起全國公憤。   我當時說：人是我招募、訓練、管理的，SOP是我寫的，登錄系統是我建立的，如果有責任，我負責。原意是說：這種事不要為難一個二十幾歲的女生，若她有問題，我代為承擔。只是沒有想到此話一出，從外科部、檢醫部、台大高層、到登錄中心、衛生署差不多地球上有關這件事的責任，都竭盡其能地全部倒給我了。   好友黃勝堅醫師至法鼓山拜訪時，還特別為我請方丈果東法師開示。據聞大師回答：「要感恩、報恩。」此案由能承擔的人來承擔，所以要感恩，也因此事的淬煉，日後能服務更多人間事，所以更要報恩。   我聽到黃勝堅的轉述，心裡想：大和尚都講一些風涼話，我身處政治風暴之中，承受這麼多的冤屈，還要感恩、報恩？不過因為我一個人就吸收掉幾乎全部的砲火，整個系統的干擾降到了最低。其實任何人被牽扯，都很難平心靜氣過日子，更不要說工作了。醫師每天處理人命關天之事，若心神不寧，不知又要誤傷多少病人，單單沒心情做事，就會少救了很多人，只能安慰自己間接救了很多病人。   這一年的折磨下來，我是還能承受，也儘量不把情緒帶回家。只是事情鬧大了，家人不免波及。太太肺癌手術後，好不容易養到48公斤，現在又只剩44公斤了。只有這點我倒是比較難過。此次無端風暴對內人打擊甚大，讓我十分愧咎心疼。

投書結論竟與資料相反，監委公信力何在?

20120827 今天回覆關於OPO 協調師之問題：   未有一套完整之見習訓練計畫及課程，亦未要求技術考核（附件四，第52頁），在協調師未曾接受完整之職前及在職訓練與對其專業能力進行有效考核下，被彈劾人即由其獨力執行移植手術之前置作業。     Ans: 關於彈劾文所說的『完整的見習訓練計劃及課程』、『技術考核』、『完整的職前及在職訓練』、『專業能力進行有效考核』…等等。台大OPO白皮書對於協調師之職前訓練計畫皆有明文規定，且分門別類條列該學習之項目，並指定負責人。如果認為台大醫院作得不好，請尹監委明白公布官方的版本為何？或者她認為應該的版本？然後用同樣的標準去檢視所有當時其他的OPO醫院。臺大醫院提供了直接從衛生署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下載的器捐協調師兩年中曾經接受的訓練課程項目共有8頁之多(講師時數24小時，學員時數161小時)，臺大醫院內部的訓練課程項目也有6頁。如果尹監委認為訓練不夠，那麼台灣過去在器官捐贈協調師完全無證照制度，遑論訓練制度。今年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才開始開辦協調師認證課程，只要上課兩天參加筆試通過，就可獲得器官捐贈協調人員證書。請問這才是尹監委認可的『完整的見習訓練計劃及課程』、『技術考核』、『完整的職前及在職訓練』、『專業能力進行有效考核』…等等?此次在9月21、22日兩天由登錄中心舉辦的器官捐贈協調人員訓練課程12堂課之中，我負責上課三堂，整個訓練課程的規劃我是起草人，上課教材我寫的，考試題目我出一部分，最後全部也是我審核的。是否日後有任何器捐協調師出事，你又要彈劾我訓練不力、努力不夠？敬請明示，以便日後替公家機關做事的人有所借鏡，早知進退取捨。 不應出事後，就否定別人過去的努力，而自己不曾出力又說不出該如何做？更不要忘記這原本是政府以前就該做的事。   已工作兩年直接處理三十名器官捐贈者(不包括其他OPO轉介之捐贈器官)之台大醫院器捐協調師，如果被認為『專業經驗尚有不足』，那麼請尹監委說明她認定的『專業經驗足夠』應當要如何？也請使用同樣的標準檢視其他OPO醫院。關於協調師之訓練考核，請問衛生署、登錄中心之版本為何？其實是根本沒有。我是今年又被徵召開始建立這個制度，事情叫我做，做完再把我當戰犯處理。我默默戮力以赴，是因為台灣還有八千個等待移植器官的患者。   臺大醫院器捐勸募小組之協調師，未如其他各大醫學中心納入醫院管理體系管轄，或由資深專業人員擔任該職務（附件十八），並由醫院給薪，而係因被彈劾人柯文哲之堅持，自行依「臺大醫院學術研究支援專款僱用人員管理簡則」親自招聘人員，自行管理器捐登錄中心給予之經費（附件，第頁），又違反原則，訂定給薪標準。且由被彈劾人柯文哲於本院約詢時即表示「他們大部分只聽我的」（附件三，第45頁），至於招募人員時對所聘協調師之專業經驗或條件之限定，則稱「因為薪水不多，所以我們先聘協調師以後，再來做訓練」（附件三，第44頁）。可見器捐勸募小組之運作，已自外於臺大醫院之管理體系。     Ans: 附件十八明明顯示各大OPO的協調師多為兼任，若是專任都只有一至兩人，人數還低於台大OPO，有些甚至根本不是護理人員。臺大醫院終究是台灣最好的醫院，人員編制原本就較多，制度也相對較完整。面對明顯的資料比較，尹監委卻做出相反之結論，這種指鹿為馬的行為只是作賤自己的公信力。   台大OPO所有的經費必須依照院方移植管理委員會通過之支出項目使用，每一筆費用、每一張發票，皆經過外科部、會計室、院長室查驗，結算後每年都有國家的審計，一切都在國家公務體系內執行。關於經費之使用，你是要彈劾我？還是要彈劾整個中華民國的公務體系？就算要羅織我的罪名，也不要完全不顧是非了。   「他們大部分只聽我的」，我是協調師的直屬上司，平時互動最密切。彈劾文中使用這種字句，不知監委用心為何？想要表達何種意涵？「因為薪水不多，所以我們先聘協調師以後，再來做訓練」不知這句話的邏輯為何？我們要等國家訓練好一批器官捐贈協調師，我們再來雇用？ 你的用字和邏輯只是透漏你的偏見而已。   台大經過JCI洗禮，只要在醫院內工作，尤其是會接觸到病人的工作人員，都有聘用程序、工作說明書、管理規則、考核程序，也有文件證明。台大OPO直接隸屬台大醫院移植管理委員會，所謂『不納入台大醫院管理體系』，所指為何？這個系統已經用了六年，我個人及台大OPO都拿過登錄中心 「優秀勸募人員」「優秀勸募團隊」的獎項，那麼整個衛生署的監督管理豈不是笑話？   我的感想：   面對我的回覆，你說：「你沒有回應，因為沒有時間，沒有力氣，更沒有必要」。 沒有時間?你都用了十一個月偵辦這個案子，怎會現在沒有時間了？ 沒有力氣?監察院會第一次沒有通過你的彈劾案，你更加賣力編造資料，加油添醋說服其他同僚，務必要通過彈劾案，並在記者會上鏗鏘有力的指責別人，如今怎會突然沒有力氣了？   沒有必要?羅織罪名、入人於罪，一但遭到反擊，發現自己東拼西湊的資料禁不起考驗，就想逃之夭夭。我今天值班回家，看到自己太太暗自哭泣，更痛恨你們不專業又別有目的的彈劾。你今天捅出這個摟子，也應自己出面收拾殘局，怎可一句「沒有回應」就想應付過去，那不更顯得心虛嗎?     PS: （附件，第?頁）國家正式公文，你連花兩分鐘校稿都不願意，你實在嚴重損及中華民國政府多年建立之口碑與我國之國際形象。(皆引用你的彈劾文用語)     補充啟事：前一篇所說56.7，我們醫療使用端不知道到底檢驗室是如何表示其檢驗結果的，這是比例?還是測量值?因為怕搞混，所以我設計登錄系統時，anti-HIV就只有「+」「-」兩個下拉選項，要求檢驗室不管用何種測定方法，反正就最後檢查結果做出判定，我們再據以輸入系統。以前也是直接告訴「正」或「負」，但此次檢驗人員報告數字56.7，卻遲遲不能明確告知「正」或「負」，正是溝通出錯之關鍵。

投書尹監委主動請纓，邀功於當局

20120824   「法治」、「人權」、「程序正義」是文明國家政府之基本條件。   此次監察院之彈劾，我卻看到違法亂紀的脫序行為。更讓我懊惱的是我去監察院說明時，還準備powerpoint詳細說明台灣器官捐贈之現況及困境，天真的以為出身醫界的尹監委有意幫忙我們的困境。後來才發現人家是主動請纓調查，唯一的目標就是修理你，邀功於當局，哪裡關心器官捐贈不足，很多病人等不到移植的機會就走了。去年十一月我被監察院約談兩小時，其間再無任何接觸，再來就是上星期突然被記者追問對彈劾案通過的意見。 如果經過調查認定我有罪，也應再傳訊我，展示證據並給我說明辯白之機會。其實移植醫學相當專業，很多誤解經過說明是可以解釋的。無奈你見獵心喜，以偏見收集資料，再以偏見解讀，最後喜孜孜的自以為立了大功，而迫不及待以記者會的方式宣布我的罪狀。你動用國家公權力，以媒體公審的方式對付我，我現在以一介百姓單獨挺身對抗。   針對彈劾文逐一反駁，首先回答醫療專業之問題： 1.    測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明確顯示受到感染。 ANS: 在第一時間，疾病管制局已公開否認尹監委所說：『明確顯示受到感染。』你用病人已被感染狀況悽慘，來加強你彈劾的正當性。但只能說：沒有知識也要看電視，不看電視，那就要問專家! 移植之後初期測到受贈者體內有抗體，並不是感染造成的，而是捐贈者之抗體隨著器官移植到了受贈者身上，因此移植後初期在受贈者體內測到抗體，不能診斷為受到感染。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你都不肯花兩分鐘查證，你實在怠忽職責。彈劾文一出，就被打槍，更嚴重損及監察院多年建立之口碑與我國之形象(全部引用貴彈劾文之用語)。事實上，這個案子最詭異的地方在此，發現後48小時內開始投藥，也因為醫學的進步，目前抗愛滋病毒藥物相當有效，所以術後即使用最靈敏的方法也一直測不到病毒的存在，也就是說無法證明『有感染』。這些受贈者之追蹤研究是醫學上寶貴之資料，雖然陰錯陽差誤植愛滋器官，但如果後續的抗病毒治療有效，說不定和發現牛痘可預防天花一樣，造成醫學的意外突破。 要證明有感染，必須完全停藥半年，再檢測體內是否有病毒出現？不過如果我是受贈者，我也會選擇繼續吃藥，反正器官移植，本來就要終生吃抗排斥藥，再多吃一顆抗病毒藥也就算了，何必冒險停藥檢視是否真的感染？況且感染與排斥是移植術後兩大併發症，繼續吃抗病毒藥物，還有感染專科醫師親自定期追蹤，感染的風險等於多了一層保障。台大愛滋器官移植患者都 持續得到最佳的醫療照護，目前健康情形良好。這就是為什麼國外愛滋器官已被考慮用於移植，患者術後也狀況良好。所以國內這次雖是意外事件，也可成為國際愛滋捐贈重要的醫學實證。   2.    協調師在與醫檢師進行口頭確認愛滋病檢驗結果時，雖於工作手稿上將HIV抗體檢驗值正確記錄為醫檢師所報之56.7（附件七，第92頁），該項檢驗結果已超出判斷標準值「1」甚多，卻仍紀錄為「－」（即陰性）（附件七，第92頁），且毫無警覺檢驗結果為陽性；另被彈劾人柯文哲亦於本院約詢時陳稱「這次HIV的報告，若是大家看到，都知道它是陽性，這個部分是最不應該錯的，竟然錯了。」（附件十三，第46頁）。 Ans: Anti-HIV用ELISA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作檢驗，只有檢驗值，無法判定『陽性』或『陰性』，必須有臨界點(cut-off point)，作為比較才能判定。因為每批檢驗用的kit(耗材)不同，每次檢驗的條件不同，臨界點可能不同。因此單獨的『56.7』這個數字，並無法判定『陽性』或『陰性』。事實上，登錄系統上anti-HIV使用下拉選項，只有「+」「-」兩個選項，並不允許輸入數字。也就是說檢驗師只能報告「+」「-」，而不是報告數字，因為在這個項目，數字本身不具真正臨床意義。另外所謂判斷標準值「1」，是指該批號的anti-HIV檢測臨界點是「1」，而不是所有的都如此。真正專業能力不足的是尹監委你，專業問題要請教專家，不要花了十一個月調查還搞不清楚，更不要照抄前人的調查報告然後以訛傳訛。至於引用我說的話，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看到報告是陽性，當然知道它是陽性。我並不是說：如果看到56.7，就知道它是陽性。(這就是「以偏見收集資料，再以偏見解讀。」這種態度造成你今天這份彈劾公文貽笑四方毫無公信力的原因) PS: （附件十三，第46頁）經查是(附件三)，你用了十一個月還校稿錯誤，不知你是否會因此而體諒移植團隊在半夜中匆忙工作有可能失誤。   明天待續，敬請期待。

投書台灣器捐制度之故事

緣起：   台灣現代器捐制度之開始，要從「陳希聖事件」(2001)說起。陳希聖是淡江大學英文系的老師，因猛爆性B型肝炎而性命垂危，緊急肝臟移植是唯一活命的機會，但是當時器官捐贈風氣不盛，腦死病人捐贈肝臟已屬不多，再加上血型、體重、組織配對等等各項要求，要得到適合的肝臟可說機會微乎其微。至於親屬間的活體器官捐贈，當時又限定在三等血親之內。問題是現代人生育數少，而且B型肝炎常有家庭病史，所以在親屬內也找不到一個適合的捐肝者。當時網路開始普及，陳老師的學生們透過網路大聲呼籲器官捐贈以拯救老師一命。   這件事立刻引起朝野之注意，當時的衛生署長李明亮在立法院可說是慘遭修理。到底台灣一年有多少捐贈者？做了那些移植？政府在器官捐贈的努力為何？當然都沒有資料。衛生署痛定思痛之餘，除了放寬活體捐贈至五等親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成立「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2002-06-06 正式掛牌成立)，作為統籌國內器官捐贈移植事務。   但是器捐中心成立一年幾乎業務停滯，因為器捐中心最核心的業務就是捐贈移植的管理和登錄，但是這些工作要有一個網路登錄系統作為基礎才能執行。這個網路登錄系統之計畫案衛生署招標兩次都流標，沒人要去標案。台灣是電腦王國，網路、軟體、通訊這些都不是難題，但是醫療部分就困難了，到底捐贈者要作那些檢查？適合捐贈的條件為何？移植等待者(包括心、肝、肺、腎) 要作那些檢查？適合移植的條件為何？登錄表格要登錄那些資料？還有最具爭議的配對規則及優先順序。電腦廠商當然不熟悉這些東西，所以沒人敢來標案。最後衛生署醫政處找我商量，問我是否能接這個案子？我專職於外科加護病房，原本就負責台大醫院器官捐贈業務，也負責所有器官移植的術後重症照護，又身兼台大醫院器官移植管理委員會執行秘書。在台灣要找一個人可以熟悉器官捐贈和心、肺、肝、腎所有的器官移植，還真的只有我一個人。最後由台大資訊室出面標案，由我執行。   在此之前，台灣並沒有一個官方機構在負責器官捐贈、移植之業務。有人捐贈器官，該醫院若沒有適當的受贈者，則由該醫院自行打電話詢問其他「友好」的醫院是否有受贈者？這種一一打電話的情形，範圍有限、效率不好，通常也不是移植給最適當的等候者，甚至根本浪費了很多器官。原本應是大愛的器官捐贈竟成了醫師的公關工具，甚至器官的分配也是黑幕重重。當時台大醫院執行腎臟移植的醫師有三位，獲得捐贈的腎臟則由三位李教授輪流執行手術，可是三位醫師各有自己的移植等候名單，大約分別是4個、40個、400個，連台大醫院內部等候移植名單都沒有彙整了，遑論全國。我是朱樹勳教授最得寵的學生，幾乎我的意見都可以執行。當時我主張至少台灣醫院內的等候名單要先整合，這樣比較公平，也比較能找到最適合的等候者。但是白色巨塔的威權體制下，面對我的強硬堅持，竟然朱P低聲下氣求我不要再逼他，因為他也無法要求自己的老師、學長要如何如何。所以遇到有人問我是否能為台灣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器官分配制度，我就答應了。   長達兩年的艱難工程： 如前所述，這個計劃的困難不是網路、資訊，而是臨床醫療，要擺平全國各大醫院的各大移植醫師達到共識，實在是一個大工程。除了原本的工作，再加上這個額外且艱難的工程，我從十點下班延長成十二點下班，後來就一直如此。當時我的策略「由易而難」，從最沒有爭議的先著手，意見多的則放在後面處理。所以先討論捐贈者的檢查和登錄項目，然後肺臟、肝臟、心臟，最後才是腎臟。討論配對優先順序也是依照肺、肝、心、腎之順序執行。   當時差不多每個星期六都在開會，捐贈者加上肺、肝、心、腎共五組人馬是「車輪戰」，而我是「打全場」，每次開會前我都先宣布：午餐、晚餐的便當都準備了，今天會議沒有開完就不結束。結果大家不耐冗長會議，到了下午，差不多都溜光了，留下我寫會議紀錄，反正來開會大家都有簽字，你先溜走，就是自己放棄表達的權利。就這樣一一克服逐步完成所有表單和配對規則，搞定醫師後，最後的網路和資訊架構，只須和工程人員討論就容易多了。事後檢討，醫界一向很難搞定，這些很具爭議性的問題可逐一克服，有兩個原因：當時醫政處副處長薛瑞元大力支持；另外，大家都想這件事不會成功，所以嚷嚷有之，用力搗蛋倒是沒有，因為大家心想以這種人力、物力，這個計畫不可能成功，所以都不想理會我。於是2005-04-01「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分配系統」正式上路。我花了兩年時間，所有的表格設計、配對規則、軟硬體，全程貫穿，外加建立OPO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器官勸募組織)制度，整個台灣的器捐系統差不多完備了。   以前我常說：如果有一天我拿醫療奉獻獎，應該是器捐制度之建立，而非葉克膜(ECMO,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雖是尖端醫學的成就，器捐登錄系統卻是實踐社會正義。器官捐贈應是社會公共財，人們因愛心而捐出器官，我們就應讓它發揮最大功能造福社會，而非當作醫生的生財工具或是公關用具。我知道人類社會永遠無法完全的公平，器官捐贈也永遠供不應求，但我們仍應盡其在我。不管是當年的「器官捐贈移植登錄系統」或是現在的「急診後送病房」，我不計辛勞去做這些吃力不討好之工作，只是堅持我的理想，即使在一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也要給窮人留下最後一個公平的機會。   問題所在： 在出事之前，這個登錄系統已經使用6年了，執行5000次以上的配對。但是失敗不是偶然的，我反省過為何會出事？以前台大有A1計劃，就是要把台大醫院變成「亞洲第一」(Asia number one)。我當時問林芳郁院長：台灣是不是亞洲最好的國家？當然不是！台灣大學是不是亞洲最好的大學？當然不是！台大醫學院是不是亞洲最好的醫學院？當然不是！我接著說：那麼台大醫院為什麼會是亞洲最好的醫院？當然也不會！九年前開始籌劃台灣器捐登錄系統和OPO制度，以這種人力、物力、經費完成這個計劃，可用一句話概括：便宜、有效，但不安全。為了節約我們省略了很多步驟，沒有覆核機制就是這次出事的原因。   為何不增加覆核機制，那就要多聘人員，增加人事成本！事實上，台灣的OPO制度，在建立之初，因為急於上線，我在設計上有很多妥協的成分。例如：美國的OPO以地區為範圍，同一區域內的所有醫院皆屬於同一家OPO。台灣則是遷就醫界派系的現況，以「醫療體系」為範圍，所以馬偕體系的台東馬偕、台大體系的雲林分院，都屬於台大OPO，但是實際運作起來就覺得鞭長莫及，人力難以調度，單單血清之檢查，器官之運送就大費周章。   美國OPO是獨立單位，器官捐贈是公平分配於該地區內所有醫院。台灣的OPO則是附屬於移植醫院，當時為了鼓勵器官勸募，故意在分配規則內，讓捐贈醫院，甚至同一醫療體系、同一OPO可優先使用捐贈器官，想要利用人性貪婪的本性增加器官勸募的動機。另外大家寧為雞口不為牛後，都不想合併，所以OPO設立的門檻降低到只要有執行兩種器官移植就可申請成為OPO，結果一開始竟然有15家OPO，後來陸續倒閉，到出事時還有10家。   我是第一線的臨床工作者，很快的就發現我設計的這個器捐系統問題重重。台灣一年只有200個捐贈者，除以10家OPO，再除以一年12個月，平均起來每家OPO一個月不到兩個捐贈者，根本不可能聘用專職者，兼任的志不在此，多是應付了事。真的要聘用專任的，人多了，平時無所事事。人少了，萬一臨時出現多個捐贈者就手忙腳亂。個個OPO又各自為政，有系統不相容之問題，資料也不互通，只能用電話互相聯絡。   我也看到了人性自私的缺點，OPO醫院一旦發現配對名單出來，受贈者不是自己醫院的病人，就一副意態闌珊愛理不理的樣子，也增加了轉介器官捐贈的困難度。而且後來大家都發現在現行分配規則下，(同一OPO內優先)增加器官捐贈最快的方法，不是推動器官勸募，而是增加合作醫院。於是搶奪樁腳合作醫院變成OPO最重要的工作。   有的醫院每次換院長，就因院長來自不同的醫療體系而改參加不同的OPO，有不到五年已換過三個OPO，所有的教育訓練根本無法落實。有的醫院為了廣結善緣，乾脆每家OPO都簽約成為其合作醫院，整個分配系統因而混亂。我在各種場合一再呼籲OPO要整合，台灣南北只有300公里，只要一個OPO，使用統一的制度，再分成北、中、南三個辦公室，北部辦公室還可併在登錄中心之內以節省開支，人員統一調度，這樣只要十個訓練良好的協調師，就可處理全台灣的臨床器捐業務。   但是後來發現每次去登錄中心開會就發現又換了董事長，因為以前都是由衛生署政務副署長兼任登錄中心之董事長，我們的政務官有如走馬燈，竟然九年換了十個副署長！執行長也都是兼任的，因為薪水低，只能找到兼任的人。登錄中心這種財團法人的政府「白手套」機關，組織上不「官」不「民」，不像公家機關，也不像私人企業，但是公家機關的僵硬缺點，它都有。私人企業的靈活優點，它都沒有。九年換十個董事長，當然事務推行困難，所以明知有問題，卻難以解決。   我們這些專款專用的計劃案更是叫苦連天。常常三月了才推出計畫徵求案，四月申請通過，但是回溯從一月開始，連作帳都有問題。另外，董事長的印鑑需要法院公証，有時流程還沒走完，又換董事長了，沒有印鑑不能發文，也不能撥款，欠款半年是常有的事。結果帳面上是盈餘，但錢沒撥下來，只好自己墊款先發員工薪水，我最多墊到50萬。事發後，有人造謠柯文哲管的OPO帳目不清，明明有盈餘，為何說沒錢多雇協調師？原因在此。   我並非不知道器捐系統的缺點，但政府的經費原本不足，效率更是不好，還在呼籲改進當中就出事了。   感想： 事發後，我歷經衛生局、衛生署、醫策會、立法院、媒體、JCI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國際醫院評鑑)、地檢處、監察院及即將的公懲會輪番折磨。經過這麼多單位調查之後，真相卻越來越模糊，所有該改進的都進行中，也不知何時可解決。我們這個民粹的社會，政治多淪於表演作秀，正事反而沒人做。更糟的是法治、人權這些基本程序也沒了。   有次衛生署長、副署長、醫政處長在電視上宣布要將柯文哲最重予以取消執業執照、撤銷醫師證書，我則是甚麼通知都沒收到，後來才發現連調查報告都尚未寫好，官府已急著在媒體把你定罪。當時我太太哭著問我：你到底在外面做錯什麼？要被撤銷醫師證書。我說：你知道我沒罪就好了。她說：你要是被關進去，誰知道你到底有罪沒罪？我不耐煩地回答：不然你希望怎樣？你希望你嫁的男人在最危險的時候丟下部下自己跑掉，還是為了保住官位，還反咬自己的部下。   這次監察院之彈劾如出一轍，先預告媒體，再開記者會以情緒性的言詞大肆攻擊，可是我事先不知道，也沒收到任何資料，卻要面對記者追問，除了「不要緊」，我還能說甚麼？我想所有的苦難終將過去，但是此次的彈劾文說：我為規避責任而宣稱「這個案子本來就沒有壞人，或有人心存不軌」。我若要規避責任，根本一開始就不會站出來。在這個案子中，我最堅持的信念就是這一點：「這個案子沒有壞人」。捐贈者的親友是慈濟功德會，他們充滿了愛心而捐出器官。開刀的醫生充滿了救人的熱情而徹夜工作，雖然結果大出預料之外，但這個案子真的沒有壞人。「互愛、互信、互諒」才是我們追求的社會，而非出事一定要找出一個壞人來嚴懲，這只會製造更多的分裂和仇恨，也沒有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