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彥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北地檢署針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交保一案提出抗告，引發社會爭議。柯文哲在法院外痛批「查了一年到底查到什麼？什麼都沒查到」，並指控檢方「摧毀司法信任度」（聯合報，2025/9/8）。總統府則表示「不評論偵辦中的個案」，但強調不接受抹黑；北檢則回應已依證據詳列三冊近九百頁的起訴書，依法抗告（中央社，2025/9/8）。這一幕凸顯台灣司法程序與政治攻防的糾結。 國際上，美國總統川普於2022年卸任第一任總統時遭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搜索海湖莊園時，立即聲稱「這是美國的黑暗時刻」，並指控政府進行「政治獵巫」。他甚至宣稱拜登政府授權「致命武力」，但司法部與 FBI 澄清這只是所有搜查行動的標準守則。此案展現出政治人物透過語言挑戰司法正當性，而司法體系則試圖以公開程序自我防衛，與柯文哲案同樣凸顯涉及重要政治人物的司法案件，政治人物透過語言與傳播進行輿論攻防戰的社會現象。 巴西總統魯拉的經歷則揭示司法政治化的長遠危險。2018 年，他因貪腐案判刑失去參選資格；2021 年最高法院推翻判決，認定程序存在瑕疵。更具爭議的是，判決魯拉有罪的主審法官莫羅隨後加入政敵波索納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長，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雖然魯拉最終在 2022 年重返總統寶座，但社會對司法的信任已付出代價。台灣社會對柯文哲案的質疑，包括主辦檢察官林俊言調升新北地檢主任檢察官，也同樣引發「政治化」的想像，顯示司法行動若與升遷或權力糾葛連結，便容易削弱公信力。 中國大陸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指控收賄、貪汙及濫用職權案則展現有限透明的另一端。2013 年庭審不僅因案件高度敏感而引起全球關注，也因採取了有限度的公開直播，成為中國司法當時少見的「透明時刻」。薄熙來在庭上否認受賄，稱其妻證詞滑稽可笑，並指責一名用視頻證詞指控他的商人是在「出賣靈魂」。他收回了自己早前承認受賄的證言，辯稱，黨內調查人員拿到的那些證言是他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提供的，「一是對我不正當的壓力的情況下寫的。第二是有明確的誘導因素。」（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8/23) 。儘管判決早有政治定調，但透過直播，中共試圖對外釋放「依法辦案」訊號。其後最高人民法院更建置「庭審公開網」，提供數百萬案件影音，塑造「司法公開」的制度象徵。這與台灣社會期待法庭直播的討論形成呼應：透明不僅能增強信任，更是讓民眾直接檢視司法運作的重要機制。 台灣今年 6 月已完成《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修正，10 月起正式實施。最高法院及大法庭的言詞辯論與宣判原則上須公開播送，地院與高院的事實審於「言詞辯論」及「宣判」原則上不直播，但若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矚目，則可依當事人聲請或法院職權決定開放，且裁定得為抗；少年、家事、智財及五年以下刑案排除。雖是司法透明的重要進展，但社會最關注的政治人物「羈押與交保裁定」卻未納入，留下民眾對司法的疑慮與政治上的紛擾。 若要讓司法透明成為助力，需有配套設計，例如延遲播出、固定鏡位、限制二次加工、保護司法官與證人，以及推動司法教育與媒體識讀。如此才能避免直播被過度娛樂化，並確保透明目的在於檢驗程序，而不是取代審判。柯文哲案突顯台灣社會對司法公正的重大疑慮，與川普案相同，呈現政治語言如何挑戰司法正當性；魯拉案提醒政治化審判的重大代價；薄熙來案則顯示直播既可增強透明，也可能成為政治宣傳。台灣邁向法庭直播新階段，關鍵挑戰就在於如何在透明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並將起訴後的羈押與交保裁定納入重大案件的直播範圍，才能真正回應社會期待，展現民主制度的自信與司法獨立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