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這個高度科技化的社會中，晶片的應用幾乎無所不在。正如克里斯·米勒在《晶片戰爭》一書中所言：「⋯⋯晶片創造了現代世界。國家的命運取決於它們駕馭運算力的能力。如果沒有半導體與電子產品的貿易，眾所皆知的全球化不會存在。」從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迅速成長的電動車產業，到軍事武器的高精度運算，晶片早已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以2022年為例，美國拜登政府對俄羅斯實施出口管制，限制其取得可用於軍事的先進晶片與技術，這清楚顯示晶片不僅具經濟價值，更是國防與戰爭走向的關鍵籌碼。談及全球主要的半導體出口國，我們常會提到美國、台灣、日本與南韓。然而，近年來在半導體地緣政治的影響下，越來越多國際晶片企業轉向馬來西亞。根據《天下雜誌》報導，2024年5月底，馬來西亞總理安華宣布該國將培訓六萬名高技術的半導體工程師，目標是成為全球晶片中心。根據其最新發布的「國家半導體戰略」，馬來西亞政府預計未來五到十年內投入至少53億美元（約1700億台幣），以培育人才並發展本土企業。「我們的願景，是打造一個由活躍的馬來西亞企業與世界頂尖人才驅動的生態系，同時與全球公司合作，具備在區域與全球競爭的能力。」安華如此表示。而這樣的願景並非空談，馬來西亞確實具備數項有利條件，支撐其躍升為半導體戰略重鎮。首先，馬來西亞的地緣政治中立性，使其在美中科技對抗中得以採取靈活的避險策略（hedging strategy）──在經濟上與中國緊密合作，同時在安全上與美國保持合作關係。不同於台灣或中國所面對的地緣衝突風險，馬來西亞成為外資尋求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的理想地點。其次，馬來西亞政府展現出高度的政策意志與執行力來扶植晶片產業。正如《晶片戰爭》中指出，索尼（日本）、三星（南韓）、台積電（台灣）等半導體巨擘的成功，都深受政府支持所賦能。馬國政府推出包含稅務減免、土地優惠與研發補貼等政策，並建構專屬的「晶片園區」，積極強化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最後，馬來西亞具有成本優勢與語言優勢：與台灣、韓國、日本等晶片大國相比，馬來西亞的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且普遍具備英語能力，對跨國企業而言具高度吸引力。此外，馬幣相對疲弱，也進一步促進外資投入。然而，馬來西亞仍面臨一項根本挑戰：如何從晶片供應鏈的中下游環節（如封裝、測試），躍升至掌握核心技術的上游高階製造領域。換言之，馬國必須從「生產代工」的角色逐步邁向自主的設計、製程與技術研發能力，方能擁有產業升級的主導權。如《晶片戰爭》中所提：「中國與鄰國一樣，唯有生產中國領導人所謂的『核心技術』，才有可能獲得更有價值的業務。否則中國可能只能延續蘋果手機那種低利潤的營運模式。」這段話同樣適用於馬來西亞：若僅止步於代工或封裝，其晶片產業規模即便擴大，仍難擺脫「大而不強」的宿命。總結來說，《晶片戰爭》讓我們理解，半導體已不僅是商業資源，更是全球權力競逐的戰略資產。馬來西亞在這場地緣政治與供應鏈再佈局的競賽中，從區域封裝中心逐漸躍升為新興潛力樞紐，體現了全球去風險化的產業轉向，同時也突顯了中小國如何在強權競合下尋求自身定位與突破。未來的關鍵在於，馬來西亞能否跳脫低附加價值的角色，取得核心技術的話語權，真正進入這場晶片戰爭的核心戰場。

「對我（川普）而言，關稅是字典裡最美麗的字。」川普第二任期上任至今已逾三個多月，在其第一任期時最為人知的作為便是「關稅戰」。 川普政府的第一任期以產業損害和保護智慧財產權為由，繞開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單純根據美國國內法挑起國際貿易摩擦，非法使用懲罰性高關稅對待世界貿易組織成員，2018年1月，川普宣布對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分別徵收最高達50%及30%的關稅，並在同年3月，對進口鋼和鋁課徵關稅。 而毫不意外地，川普的第二任期同樣也以「對等關稅」席捲全球，顛覆全球的貿易體系，也造成全球股市走低，並出現恐慌性拋售，同時也有盟友對美國進行報復性關稅。 用川普式邏輯來看對等關稅 在吳玉山的《解析川普主義》中，將川普主義定性為民族主義、民主民粹、市場右派與文化保守，這樣的取向是與美國在分配上居於劣勢或失業的藍領階級非常接近，川普不斷強調希望能讓製造回流到美國本土，由於川普成功推廣民粹主義右派的論述，使得經濟劣勢者相信他們物質生活的困窘是源於美國的國際化、大企業的出走，與外國勢力的剝削，川普在選票上除了得到上述藍領階級的認同，同時也被反全球化的極右翼推崇。 川普的經濟顧問米倫在一場演講裡闡述川普政府眼中的世界觀，其中認為美國長期提供兩項全球公共財，一是軍事安全維持世界秩序，二是美元、美國國債作為全球的儲備貨幣與資產，也因此川普利用關稅迫使他國若想繼續享有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和穩定的美元體系，那就必須為此付出更多代價。 亞洲貨幣飆升 川普最常提到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不過這其中可不包括讓美元「great」。4月初川普發動關稅戰，市場對美元資產信心不足，導致美元走弱，亞洲貨幣「被動升值」。在上週一（5/5）新台幣兌美元飆升至29元，不過對於出口導向的台灣，通常會希望貨幣維持弱勢，新台幣的升值反而會造成台灣產業的出口不易。 廣場協議與海湖莊園協議 在1980年到1985年間，美元升值了約50%，嚴重影響美國的出口，因此美國時任總統雷根，聯合了英、法、日、西德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一起在紐約的廣場飯店討論透過匯率干預讓美元貶值。而如今米倫打算「把『關稅』當作談判工具，目的是逼其他國家升值匯率、購買美國國債、最終讓美元大幅貶值」，而海湖莊園協議的核心理念還包括美國提供軍事保護，但貿易夥伴需要讓自己的貨幣升值並讓美元貶值以及購買低利率的超長期美國國債。 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都希望能讓美元處於強勢，這也為美元帶來多項優勢，如美元保值使借錢容易、世界上多數國家會用美元當儲備貨幣，這也就是「美元霸權」。 不過川普則反其道而行，川普認為強勢美元是美國的負擔，造成美國不利於出口，使得製造業、工廠沒辦法回流至美國，另外由於亞洲的貨幣低廉，使美國會大量進口來自亞洲的商品，造成巨大的貿易逆差。 弱美元造成的影響 弱美元確實是像川普所想的，能夠有效地降低製造業出口成本，從而促進出口，但相對而言，也會使進口商品變得更昂貴。另外美國人在出國旅遊時也會發現自己手中的美元變得沒那麼值錢，而到美國旅遊的外國旅客則會發現自己的貨幣購買力更強。 然而，這僅是對美國本土造成的影響，美元的弱化對國際的影響更大。在布列頓森林體系後奠定了「美元霸權」，而美元也是全球最常用的貨幣，美元的衰弱會導致新興國家陷入困難，因為這些國家都是用美元來借債，美元貶值可能會造成資金外逃。根據《bbc中文》，許多國際貿易的商品，如石油和天然氣，也以美元計價。美元走弱使持有其他貨幣的國家原油價格更便宜。 而對台灣而言，傳統製造業通常是收美元赴台幣的結構，若美元貶值且台幣升值，會使得產業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還要再增加支出。而壽險業因持有大量的外幣資產，大多是美國公債與固定收益商品，一旦台幣快速升值，這些外幣資產價值就會直接縮水。 簡而言之，川普的無論是對等關稅或是弱美元政策其實都是把雙面刃，就關稅而言，川普認為是外國產業偷走了他們的生意，但關稅的建立不僅會造成盟友對美國的不滿，甚至可能引起報復。而弱美元雖然確實有機會能夠讓製造業回流，利於出口，不過對全球的動盪甚至是美國本土都還是弊大於利。美國作為目前世界的霸權國，而川普作為美國總統，研究川普主義有助於我們了解川普決策背後的理由，不過仍不足以幫助我們「預測」川普的下一步，也因此我們必須隨時關注川普動向，發布了什麼樣的政策或說了什麼言論，才能在川普的一舉一動影響全球前防患於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