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sy Liu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1972年，華府期待藉由與中國共同簽署《上海公報》加速結束越戰，而美中關係也奠基在此之上逐漸走向正常化。在尼克森、季辛吉眼中，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畏懼蘇聯但只能故作勇敢，且需要大國援助的「小國」。50年後的今天，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在多個領域挑戰美國原有的主導地位，而全球局勢也逐漸走向以美中為核心的多極秩序發展。美中關係究竟是如何從「合作」走向「競爭」？這50年來又有什麼樣的轉變？本文挑選3個節點，簡短回顧這50年來的美中關係發展。《上海公報》作為起點：以「建設性交往」為主軸的美國對中政策1970年代，美國為了避免在冷戰期間引發核戰，選擇採取較為緩和的政策，同時盤算是否有突破僵局的機會。隨著中蘇關係惡化、雙方衝突加劇，尼克森和季辛吉認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將有助於戰略層面的安全考量，同時也能遏止蘇聯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因而決議透過「聯中制蘇」策略在亞洲建立圍堵蘇聯的秘密同盟。北京看似順應局勢接受華府的提議，實則主動向美國釋出訊息、試圖藉由美國的援助重振國力。1972年，尼克森在訪中期間與周恩來共同簽屬《上海公報》，此舉也吹響美中建交的號角。《上海公報》作為美中關係正常化的第一份協議，不僅奠定美中貿易與交流的基礎，雙方也在公報中各自表述其意識型態、國際事務、越南問題的立場，並以「一個中國」的框架理解臺灣主權議題。《上海公報》同時也開啟美中高層密切聯絡、互訪的管道，包括後續美中建交、互設大使館、共同簽署《八一七公報》等，都是奠基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在《上海公報》之後，美國對中政策大致以協助中國崛起的「建設性交往」為主軸。一方面基於美國認為中國長期存在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隨時都可能走向衰退；另一方面美國也堅信貿易和技術發展將能引導中國成為民主、和平的國家，並與西方的觀點匯流。但實際上中國一直都將美國視為假想敵，從毛澤東、鄧小平開始就試圖透過從美國取得的知識與技術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川普時期美國對中政策轉變美中建設性交往的關係延續到2009年開始逐漸走下坡，並在川普執政時期發生顯著改變。2017年底，川普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點名中國作為「修正主義國家」正試圖透過宣傳、脅迫、技術等方式塑造與美國利益和價值觀對立的世界。後續除了美中貿易戰之外，美國針對網路安全、技術競爭、臺灣、新疆、香港等議題皆提出新的政策提案，對中國進行全面施壓。透過閱讀時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Peter Navarro）、時任美國國防顧問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著作《致命中國》與《2049百年馬拉松》，便能大致瞭解川普的對中政策是基於哪些考量而形成。《致命中國》透過許多實際例證揭露中國的經貿政策如何傷害美國的市場與產業，而《2049百年馬拉松》則反省美國錯誤的對中交往策略、揭開中國渴望取代美國病領導全球秩序的「中國夢」。兩人的著作與建議不僅影響川普對中國的態度，也成為川普執政時期對中政策的施政依據。《上海公報》50年後：以美中為核心的多極秩序隨著美國對中政策轉變，中國也不再保持韜光養晦的態度，包括中國政府、媒體、民間輿論紛紛開始批評、否定美國的各項舉措，有時甚至採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楊潔篪在2021年美中高層阿拉斯加會談時，說出「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對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等言論，並在中國國內獲得大量民眾支持。透過許多事件都能發現，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和反感已在這幾年達到新高。近年來，美中雙方分別在經濟、貿易、醫療用品等領域減少對彼此的依賴。拜登上任後則嘗試建立「排他性多邊主義」聯盟，號召在人權、技術議題與美國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形成以美國為首的反中同盟。由於美國此舉將影響中國之於香港、臺灣、新疆、西藏的核心利益，中國也開始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包括與俄國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並在金磚國家、亞投行、上海合作組織等美國未參加的國際組織中扮演領導的角色。而未來的國際局勢也將基於上述發展之上，走向以美中為核心的多極秩序。美中關係自《上海公報》後，一路歷經建設性交往、雙方策略轉變、美中競爭等階段，如今雙方已處於一個徹底改變的全球格局中，並持續尋找最符合其國家利益的互動模式。而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又在其中投下不確定的因子，中國將秉持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作法不斷調整政策，而美國則在大方向上延續川普時期的措施，並透過雙邊與多邊機制與中國相互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