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顯平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台北是一座最進步的座標，不僅是首都光環，更因為台北工商密集，廣設大學，人口結構菁英薈萃，願意接受最先進的思潮，台北市民在威權時代選出黨外市長高玉樹，培養出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任總統，2014年推舉超越藍綠的柯文哲，2018年選出時代力量林穎孟、黃郁芬、林亮君(現已退黨)三位太陽花世代年輕議員，在一個引領全台灣民主實驗的聖地上，卻因為特殊的權力食物鏈，里長制度成為數十年妨礙台北進步的灰色地帶。   里長不是民意代表，沒有權限監督市政，必須和合法的民意代表合作，中央議題請立委幫忙，地方議題請議員幫忙，里長無行政權，不熟悉市政分工，需要民政局派里幹事駐點施政。各位看到這裡，是否想問里長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在政府資訊與民智不發達的時代，久居數十年的里長了解地方事務，可作為民眾與政府的溝通橋樑，此刻里長對市政的貢獻式微，權力卻絲毫不減，造成亂象頻傳。   現在的台北市民如何與台北市府溝通最有效率？   市民需要陳情時，僅需撥打1999專線，保證列管必給回覆，執行力高昂屢屢被他國政府作為借鏡，比搞不清楚局處職責的里長更加可靠。   民眾若遇到建設經費、重大政策的陳情，只要打電話或傳臉書訊息向選區市議員陳情，大多能得到善意回覆，台北市63位市議員，每位議員的助理費足以聘雇4-6位全職助理，議會大約聘有三百多位公費助理，等同有有四百多人服務民眾。   難道24小時1999專線＋議會四百餘人＋四百多位民政局公務員里幹事，還不足以為市民解答各項市政疑難雜症嗎？   柯文哲怎能容許台北市民被閹割掉選擇里長的權力？   里長足以代表民意嗎？台北市2018年市長與市議員選舉競爭激烈，但里長選舉竟然高達34.21％的選區僅有一位候選人登記，也就是從繳交保證金當天就已經當選，甚至一位里長連任幾十年，沒有經過民主競爭與政見辯論，形同閹割台北民眾的投票權。   以台北市最精華的大安區為例，2018年竟還有好幾位接近七十歲的高齡里長同額參選，例如義村里潘明勲(1952年生)、誠安里李有福(1957年生)、錦安里龔志慧(1955年生)、龍淵里汪吉秋(1953年生)、黎元里柯邱素鑾(1951年生)、建安里溫進亮(1949年生)。高齡里長如何為居民帶來創新的服務？同額參選如何呈現民意代表性？   里長制度為何扭曲？ 里長不具備質詢市府官員的權力，所以市府大可不理會里長的無理要求，但里長認識不少居民，成為議員眼中的票倉來源，被高高捧在手掌心，以大安文山區為例，13位議員看似高高在上，但每個里只有一位里長，里長可以選擇挑選交好的議員來做鄰里服務，像修路燈這種小業務，里長可以決定給交好的議員辦公室來向市府爭取，議員再對外宣稱政績。這不但是劃地為王，同時也剝奪掉其他議員服務里民，以及里民選擇好議員的權力。   里長時常舉辦長者參加的共餐、遊覽車出遊、免費贈品、社區健檢活動，擁有一群愛參加活動的高齡長者名單，在選舉時可以透過耳語擴散及活動集結到許多老人家出席活動。里長也可以決定將鄰里的紅白帖、旅遊活動、宮廟活動各種資訊發邀請給交好的議員辦公室。   許多公費議員助理為了爭取更多露臉機會，領著納稅人血汗錢，整天跑到里長辦公室泡茶喝酒瞎扯蛋，運用議員辦公室的權力，幫著里長虎假虎威刁難市府公務員，強迫公務員變更預算跟時程，甚至處理遊走法律邊緣的陳情，只求里長賞賜為民服務跟活動致詞的機會。台北市民為何可以忍受這種顛三倒四？   民眾也許要為里長叫屈，里長也和議員合作爭取許多市政建設，但台北市財政預算的餅就這麼大，里長找議員爭取到一項建設，必然排擠掉另一項建設經費，提前完成一項工程，必然延宕另一項工程的進度，只是市民沒有看穿這個市政預算的魔術方塊，才以為里長幫里上爭取到了不起的建設。   柯文哲不能逃避處理里長弊端的責任，里長即使無黨籍參選，其實大都有藍綠政黨偏好，柯文哲乘載著台北市民對新政治的期望，才能在缺少里長支持下連任兩屆市長，如果任內不根除里長亂象，台北市的民主成果要如何前進？   里長制度已經成為台北新政治最後一塊陽光照不進去的角落，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面對，現任議員也不妨培養助理參與里長選戰的能力，助理通常年輕又有服務熱忱，擅長使用網路又有處理市政的專業，很有機會成為比老里長更棒的服務者。   年輕人參政也不要嫌棄里長位階太低，議員競選雖多席次，但競選經費達數百萬且缺額有限，參政不妨從競選經費僅需數十萬的里長開始選起，在台北市僅需一千多票即可勝選，每月有四萬多元津貼，當選里長後多舉辦年輕人喜歡的鄰里活動，跟著年輕選民一起成長，有朝一日會有機會問鼎市議員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