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 - 公民連線

賴瑞隆兒遭控涉霸凌至少3人受害！台灣恐龍家長製造國家社會問題

Mon, 08 Dec 2025 09:57:15 +0800

賴瑞隆兒遭控涉霸凌事件，已造成賴在高雄市長初選中的民調支持度打擊，恐龍家長只養不教 造成孩子霸凌出事至少3人受害！

「恐龍家長」一詞在台灣社會中被廣泛討論，通常指稱那些以自我為中心、不理性對待學校教育人員、過度保護或放任孩子，且缺乏親職責任的家長。許多觀點認為，這種現象確實製造了多方面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在教育和人際互動領域。

新北市汐止某小學四年級男童長期霸凌施暴，同學鼻青臉腫、老師身心俱疲，校園淪為恐懼戰場。市議員張錦豪議會總質詢痛揭，這名「小霸王」背後，恐龍家長消極卸責、拒絕配合，學校投鼠忌器，師生安全淪為人質。類似事件層出不窮，根源何在？就是恐龍家長把教養責任全盤轉嫁，害慘全班。

嘉義也發生惡質教師就是恐龍家長，嘉大附小校園霸凌案中案真相曝光。

恐龍家長持續亂台灣國家教育。

顏回是孔子心法傳承的直系弟子，因其為孔子愛將+認證德行第一，魅力十足，也是許多投入宗教者的模仿對象。

顏回（前521年—前481年），字子淵，又稱顏子、顏淵。春秋魯國人。孔子七十二門徒之首。孔門十哲中德行科之一。被視作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位居孔門第一位。顏回年紀比孔子少三十歲，也有說法是比孔子小四十歲。家境貧窮，但能安貧樂道；為人聰敏、好學、不貳過、聞一知十；品行優越，孔子稱讚其賢德，是孔子心法傳承的直系弟子，但年僅四十歲就去世了，後世尊稱為「復聖」。

孔子常對門徒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是孔門七十二賢之首，在世時，備受孔子推崇。可惜，顏回三十九歲時頭髮盡白，四十歲時就去世了。顏回死時，孔子非常難過，哭喊著「噫！天喪予！天喪予！」這是老天要亡我呀！學生們說：「子慟矣。」勸孔子不要悲傷了，孔子說：「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我過於悲慟了嗎？我不為失去顏回而悲，還為誰悲呀？可見，「安貧樂道」在春秋時代即已不可多得；顏回是「長時間住在陋巷，每天只吃一碗簡素的飯、喝井裡的水，但顏回自得其樂。」所以受到孔子推崇，並視他為「學術傳人」。誰知，顏回比孔子早逝，孔子說「失去顏回，比自己的兒子孔鯉死時還要悲慟！」

然而，部分投入宗教的模仿顏回者，未考量時代脈絡不同，現在是2025年，台灣為民主國家，也為資本主義社會，安貧是否適合於現代台灣社會？是否會因為安貧而造成連鎖的社會問題，例如貧窮階級的再製等議題？

其實投入宗教模仿顏回者，抓的點是對人的一生來說，只是「過渡期」，即使是「世界首富」，辭世時也必是兩手空空回歸塵土。但未思考顏回安貧樂道，關鍵是「樂道」，而不是安貧，孔子認為顏回是其傳人，是其樂道，不是鼓勵貧窮；希望在2025年投入宗教模仿顏回者，能聽得懂這些話，因為你的錯解，將會合理化自己製造社會貧窮再製問題，因經濟和知識能力不足，導致無親職教育能力，只養不教，亂搞出社會問題製造小太妹和小阿斗產生國家危害，再反思一下，有進取心貧窮只是暫時，努力累積終將富有，也能避免貧窮再製害了下一代，也有足夠經濟資本透過教育進行社會流動，同理，修道的進取心不可窮！還有無知者不要再幻想自己是顏回了！

台灣恐龍家長先把自己經濟顧好，不要自以為是，恐龍家長就是寵溺慣壞孩子，造成生活周遭人的騷擾困擾，也直接製造台灣後續的社會問題！恐龍家長現象是台灣社會在少子化、過度保護等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一個複雜問題。我呼籲除了教師需要學習如何應對，賴政府也應考慮推動相關的親職教育政策，提升父母的教養知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最後，現在「老師」在台灣社會地位走下坡關鍵因素，是只養不教，為寵溺小恐龍到學校欺壓老師的恐龍家長變多，讓老師無法正常教學，導致產生連鎖的負向效應。故我特別創作十個對話隱喻故事，希望部分台灣恐龍家長先把教育做好，你只養不教壓迫學校老師的樣子，還說自己要成為德行第一的顏回，雙面人令人噁心！

1.<不知死活>(台語)

恐龍家長大太妹 持續對學校老師嘴丘(台語) ：「你孬種只會叫！」

小太妹跟著模仿 對學校老師嘴丘(台語) ：「我乾爹是黑...」

兩人隨即被押走。

顏老師：「你不管事恐龍父知道你乾爹的事嗎 ？道上兄弟彼此認識，不亂認乾爹乾妹一起吃乾麵，不學好不讀書不學一技之長 ，你有專業能力獲得自立維生工作嗎？還是自己每天騙自己幻想自己是小公主，但因沒有教育專業能力，無法擺脫窮困，整天在說別人挑釁我 ，是否連釁字也不會寫？」

2.<當台灣恐龍父母只養不教>

因台灣部分父母教育孩子沒有到位，學校老師害怕被恐龍家長告，該教不敢教，最後青少年犯罪率飆高，導致警察工作負荷量過大，引爆離職潮。

刑警：「這禮拜已經大外割壓制第一百五十個乾哥乾妹，部分台灣恐龍家長只養不教，已讓家庭教育問題擴大為社會問題，不能依靠警察教一次乖的方法！」

3.<讀書學一技之長 階級複製(Class reproduction) 篇>

自己騙自己恐龍母：「你不用讀書學一技之長，就會有錢和媽媽一樣。」

小恐龍：「媽你的一技之長是什麼？」

自己騙自己恐龍母：「媽沒有一技之長，終生耍太妹，每天為佔便宜幾百元內鬥吵鬧。」

此家庭持續進行階級複製。

4.<讀書學一技之長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篇>

媽媽：「讀書學一技之長真好，你看媽媽雖然是清潔勞工，仍是好學把大學完成，現在有機會當清潔部的主管。」

小孩：「好的，我要和媽媽一樣，讀書學一技之長。」

此家庭成功進行社會流動。

5.<濫用羞辱>

學校老師：「孩子你要透過好好念書，學到一技之長，才能進行社會流動讓自己原生家庭更好！」

台灣恐龍家長：「你這是羞辱！我要學校老師公開道歉。」

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按照恐龍家長的羞辱邏輯，我的『文化再製論』羞辱全世界！」

6.<Class Reproduction>

恐龍父：「我不管事，要教你去教。」之後亂跪學校老師。

接續無一技之長的恐龍母，為寵溺護短小恐龍，開始報復霸凌學校老師成大太妹，小恐龍看了以為媽媽好厲害，邊看邊學成小太妹，小太妹只有公主病無一技之長。

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恐龍家長在階級再製（class reproduction），好恐怖！」

7.<國際奧斯卡最佳恐怖片>

台灣恐龍家長：「你帶我和小恐龍到國際奧斯卡獎典禮幹什麼？」

師鐸獎老師：「推薦你寵溺只養不教小恐龍的真實故事，可競爭國際奧斯卡最佳恐怖片！」

8.〈動手動腳〉

太妹恐龍家長：「學校老師動手動腳抓去關！」

警察直搖頭：「 你不要沒長大說謊亂騙了，鑽法律漏洞，不斷為護短小恐龍造謠說謊，亂壓迫學校老師，進行偷拍性影像和抹黑造謠報復，你盲目寵溺小恐龍的親職教育不及格，忝為人母最壞示範，什麼都要關，你說謊成性搬弄是非，脅迫壓迫只會適得其反，連警察都騙，你已被律師盯上蒐證，要關要第一個被關。」

郭子乾：「動動手阿動動腳，勤作深呼吸，這太妹家長是在說學校老師健康體位教學的范曉萱健康操啦！太妹恐龍家長自以為很絕要贏卻極度缺德，自己要多學習多讀書，少抱怨認知失調的幻想，不要把責任全部外推，多蓋一間學校少蓋一間監獄啦！」

9.〈恐龍家長「厭童」系列 現正熱映中〉

電影《厲陰宅系列》製作人溫子仁和彼得·沙佛朗：「我們這系列的恐怖片，全球票房表現不錯。」

張老師：「我推薦兩位可參考台灣恐怖片恐龍家長「厭童」系列，有助於推出更具創意的 經典恐怖電影作品！」

10..〈吱吱叫〉

小恐龍擋住路口嗆聲學校老師，發出吱吱聲。

恐龍母：「你吱吱了嗎？一起吱吱叫，吱吱叫完後，要先無視然後說我受到驚嚇創傷。」

學校老師：「不用奇怪那小孩有不禮貌的行為，這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結果。」

專長恐怖驚悚電影的配樂家Mark Korven ：「我決定收錄小恐龍和恐龍父母的吱吱叫聲，當作下一部片的電影配樂音效。」

文.張天泰（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國民黨永遠不會讓人失望！助理費知多少？國會助理們為何憤怒！

Mon, 08 Dec 2025 09:13:11 +0800

還是不免再重複說一次｢國民黨永遠不會讓人失望｣，好不容易度過大罷免危機，換了個黨主席，正展現新氣象的當下，看到陳玉珍委員提出中央與地方民代助理費的相關修正草案，擬將政府補助的助理費用，全權交由各級民代統籌運用，還免檢據核銷，坐實為沉痾已久的助理費爭議除罪化。
看到這提案，身為曾經的國會助理，即便政治立場上傾向於在野陣營，但著實也挺不下去啊！

不可諱言的，陳委員或許屬於直腸子的性格，是故充分的反映在法律提案上，她的邏輯，其實符合著現實中民代們支領助理費用的實況，就是在政府所規定的｢實報實銷｣額度下，報好報滿，絕對都會將助理費與加班費都先領下來，至於具體怎麼領，那就端看民代個人如何迂迴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本事。
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像新竹市長高虹安的模式，提高每位助理的薪資額度與申請加班費，由立院將薪資撥到助理戶頭後，再請他們按預先談好的額度｢回捐｣，所謂的甚麼｢公積金制度｣，根本就是民代個人在累積自己的小金庫。（高的做法，不是特例，而比較像是通案。那位｢小兔｣主任，之前不就是綠委助理麼？這套制度，應就是沿用而來的。）
當然，這筆回捐的錢怎麼用，每位民代做法各異，有些確實挺佛心，悉數用在提升辦公室的福利措施，另些則將其視為自己的薪資，全部納為己用，而此間不同的做法，也就成為東窗事發後、法院用以量刑的依據。（一般而言，正所謂｢大水庫理論｣，只要能證明支領的補助款都用於公務，甚或自己還貼錢，官司大概都會沒事，至於那些有事的……）

儘管如此，即便提案反映著現況，期欲為慣常的使用習慣解套，然而，那終究是從｢老闆｣的視角出發，根本完全漠視了國會助理的｢勞工｣權益。以立法院為例，按相關法令最初的立意，助理費47餘萬，加班費9萬餘元，允許聘用助理8至14人。
換言之，法規等同為助理們訂下了｢最低工資｣保障（聘請14人，每位平均3.4萬），假若拿掉聘用人數的這層約制，按立委們勤跑基層的需求，助理人數絕對暴增，屆時每位助理的敘薪勢必降低，甚或到低薪的困境，更不用想甚麼加班費了，絕對是像鬼一樣｢聽過，沒看過｣。（在大台北地區，三萬多的月薪，能活麼？無怪乎國會助理泰半都是台北在地人，反正住家裡，少了房租的開支，勉強還能度日，但這樣的敘薪水平，您能期待扮演好一個國家國會幕僚的角色麼？立法品質絕對堪憂。）

基此，立法院的助理工會嚴正抗議，不是沒有理由的！畢竟，在現階段的規定下，由立法院直接將薪資撥到助理戶頭的做法，尚且都能被民代們如此的扭曲使用，更況是將這層緊箍咒拿掉，那還不更加肆無忌憚？！
站在助理的視角，其實要的很簡單，不過就與一般勞工相仿，合理的工時工資，有加班之實就該給加班費，但實際上，合理工時，難啊！畢竟幕僚工作瞬息萬變，尤其是選舉期間，很難是那種打卡上下班的性質，基此，｢責任制｣根本就是日常。既然合理工時沒指望，那至少在薪資方面就該給好給滿，假若還是容許民代們擅自的挪用助理費，甚或是將其除罪化、視為民代個人的薪資補貼，那麼，對基層的助理而言，絕對是後患無窮。

修法，雖說不該｢因噎廢食｣，擔心遭受外界的責難，就不去正視問題的存在性。然而，也不可｢焚爐滅鼠｣，看到制度有那麼點瑕疵，就急著要整個推翻。我們或許該先行省思的是，這套助理費補助制度，問題的癥結點到底何在？說穿了，就是錢太少啊！
大家都期盼著自家的民代服務周到，但卻沒有意識到，在無微不至的背後，得付出多大的成本。以立委為例，在國會要擬質詢稿、開協調會，在地方要跑紅白帖、要辦會勘，14個人哪夠啊，那將近60萬的補助款，根本杯水車薪，假若能將補助款大幅提升至符合當前物價的合理額度，再搭配當前的制度，或許相關的挪用弊端就能有所改善。
奈何，大家都想當聖人，這問題積習已久，但卻沒有人願意提案來修正，擔心惹來｢自肥｣惡名，因而也就繼續的沉淪。然換個角度想，這可是在為助理們謀求更優質勞動條件的美事，何樂而不為呢？

身為過來人，真要為廣大的國會助理們發個聲，大家真的都苦哈哈，一方面要應對難纏的立委老闆（有些還真的會沒日沒夜狂call），另方面看著自己的薪資條又備感阮囊羞澀，加上加班又沒加班費可領，箇中的艱辛，真不是其他職域的朋友所能想像。
深刻的記得某位國會聯絡人曾經問我的年資，我當時回答兩年多，他居然說著｢能待兩年多已經很長了｣。相信我，倘若國會助理的勞動條件繼續這麼沉痾下去，未來恐怕兩年都屬罕見了。試想，就像一家公司，當人員頻繁的流動，人才留不住，會有甚麼發展麼？我們要不要祭出利多措施來增進助理權益，讓國會運作得以更臻完善，值得大眾集思廣益。

賴瑞隆兒子涉霸凌事件賴表現負責了

Mon, 08 Dec 2025 09:00:11 +0800

立委賴瑞隆因其8歲兒子涉入校園霸凌事件而深感自責的情況，並且強調他在媒體面前公開道歉，並表示會讓孩子離開學校，並尋求心理醫生協助。這一事件在社會上引發了關注，尤其是對家長、教育體系以及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感等議題提出了討論。

1. 事件背景與關鍵點

賴瑞隆的8歲兒子與一名女童在學校跑道上發生肢體衝突，學校接獲通報後，進行了相關調查。賴瑞隆首先於5日公開道歉，然而女童的家長表示尚未接受賴家道歉，並希望進一步處理此事。賴瑞隆再次召開記者會，表達對事件的歉意，並表示會讓兒子離開學校，並陪伴他接受心理治療。

2. 父親的責任與自我反省

作為父親，賴瑞隆在事件發生後深感自責。他在記者會上多次流露情感，並在兒子道歉時忍不住落淚，強調兒子承受了過多不應該由他來承擔的壓力。這一點反映出賴瑞隆對孩子的愛與關心，也顯示出他在這一事件中的自我反省。他認識到，作為一位公眾人物，他的身份無形中給孩子帶來了額外的壓力，甚至使得他年紀尚輕就捲入了這場風波。

從父親的角度來看，賴瑞隆的反應和處理方式值得肯定。面對自己兒子的行為問題，他並沒有推卸責任，而是選擇公開承擔，並采取實際行動來改善兒子的心理狀況。這樣的處事方式，無論是作為父親還是作為公眾人物，都是一種責任感的表現。

3. 校園霸凌的嚴重性

這起事件再次引發了社會對校園霸凌問題的關注。校園霸凌不僅僅是學生之間的衝突，它背後涉及到家庭教育、學校管理、以及社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視等多重因素。在這一事件中，賴瑞隆兒子的行為是否屬於霸凌，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與分析，但從事件的處理過程可以看出，這樣的衝突對孩子的成長和心理健康帶來了嚴重影響。

對學校而言，如何有效處理類似事件、確保霸凌問題得到及時和正確的解決，是當前教育體系中的一大挑戰。學校應該提供一個安全、包容的環境，並建立起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統，讓學生能夠在遭遇困難時尋求幫助，而不是將問題繼續隱藏或忽視。

4. 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

作為立法委員，賴瑞隆的身份無疑加劇了事件的公眾關注度。作為公眾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受到放大檢視。因此，這起事件也提醒了公眾人物在處理私人問題時，如何平衡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賴瑞隆的道歉和自我反省，展示了他作為父親的情感與誠懇，但同時也反映出當前社會對政治人物私生活和家庭教育的高度關注。

雖然有些批評指出賴瑞隆夫妻在處理事件初期未能及時與受害方家長直接溝通，但賴瑞隆後來的公開道歉和他對兒子的陪伴，顯示出他在努力修復這一裂痕。這也提醒了公眾人物，在面對危機時，如何誠懇且迅速地回應，不僅能幫助解決問題，還能塑造出更具責任感的形象。

5. 結語

總體來看，賴瑞隆在這一事件中的反應，無論是作為父親還是作為公眾人物，都表現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承擔責任的態度。校園霸凌問題依然是當前教育領域中的一個敏感而重要的議題，這起事件的發展也讓社會再次聚焦於孩子們的心理健康與情感教育。對於所有家長和教育者而言，如何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引導他們正確處理衝突、理解他人感受，將是未來需要更多關注的課題。

在一次校園憾事之後：我們是否該重新檢視台灣教育的壓力結構？

Mon, 08 Dec 2025 08:34:49 +0800

台北某知名女中近日發生高三女學生晚自習期間墜樓身亡的憾事，家屬表示孩子「一切正常」，無任何異常徵兆，這樣的突然與殘酷，讓人心碎，也迫使我們再一次面對一個長年存在、卻始終無法真正改善的問題——台灣教育制度是否早已逼近壓壞孩子的臨界點？

身為一名就讀教育專業的大學生，我在看到這則新聞時胸口一緊。不是因為事件中的孩子是誰，而是我在她身上看見太多「我們認識的學生」：每天被課表與進度塞滿，下課後還要趕往補習班，下了補習班又得準備段考、模擬考、英文檢定與各式各樣的排名。她們朝著「好大學」奔跑，但很少有人問——孩子真正的狀態是什麼？她快不快樂？她有沒有喘息的空間？

在台灣，升學壓力從來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

1. 排名制文化：把孩子變成數字

許多學校仍以「排名」當作學生能力的主要指標，甚至家長、老師與學生自己，都會不由自主把「成績」與「價值」綁在一起。

在這起新聞中提到，有醫師回憶起當年因同儕離世，學校甚至害怕公布成績以免刺激學生——這其實已清楚揭露：我們早就知道排名文化會傷人，但我們卻仍無法或不願真正改革。

2. 超時學習常態化：高中不是學校，是戰場

台灣高中生的一天幾乎被讀書占滿：

早自習，正規課程，午休自習，晚自習，課後補習，回家寫功課與練習題，其實過得比我們大人還累，一位 18 歲的少女，一天的生活幾乎沒有留給「自我」的空間。當她感到痛苦、迷惘或疲憊時，社會通常只會回應：忍一下，撐過這段就好了。

但對孩子來說，「現在」就是她的全部，她沒有辦法站在十年後的自己視角去理解這些壓力有一天會變成小事。

她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再撐一下」。

3. 補習文化與家庭期待：教育成了單一出口

許多家長並非不愛孩子，他們相信「教育能翻轉人生」。

但不知不覺中，孩子的生活被安排得緊密而沒有選擇：

不補習會跟不上、不上難度高的課程會落後、成績不好會「沒有未來」然而，當教育只留下「競爭」這一條路時，孩子自然會越走越窄，越走越孤單。

【我們該如何改善？】

身為教育系學生，我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尊重「孩子作為人」的完整性，而不是只看見成績。但要真正改革，必須從制度到文化一起改變。

1. 降低排名強度，改變學校的成就指標

教育部與學校應更積極調整評量制度：

降低排名呈現方式、擴大多元表現認定，讓學生不再因成績而被貼標籤，也讓孩子知道，人生不是只有一種版本。

2. 在課表中加入「真正的休息」

不是把自習時間換一個名字，而是正式納入心理教育課程，並增加非升學壓力的活動（美感、探索、社團），避免過度的晚自習，孩子需要空間思考：「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3. 補習文化與學校的教學應回到「孩子的能力」而不是「競爭」

規範補習班不宜加重恐慌式行銷，提供更多免費的學習資源，讓家長不必感到「不補就輸」。

4. 建立常態化的心理支持系統，而非事後補救

此次事件中，教育局啟動心理支持非常重要，但我們需要的是「日常即存在」的心理支持例如增加校園心理師人數，讓老師接受基本心理困擾識別訓練，建立匿名管道讓學生求助，給孩子安全的情緒出口

心理健康不該只在悲劇發生時被想起，我們欠孩子一個更友善的教育環境

每一次校園憾事，都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我們教育體系累積的壓力裂縫。

這名 18 歲少女的離去，是家庭的心碎，也是社會的警訊。

台灣的孩子並不脆弱，他們只是被放在太高壓的環境中太久了。

如果我們仍相信教育能帶來希望，那我們更應該正視——

真正的教育，不該把孩子逼到無路可走。

希望這一次，我們不再只是難過，而是開始改變。

國家走在鋼索上，領導者不能再猶豫

Mon, 08 Dec 2025 08:18:49 +0800

台灣此刻正走在憲政鋼索上。立法權不斷施壓，行政權反應遲緩，司法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最令人憂心的並非外在威脅，而是執政者在權力衝突中明顯缺乏自信——害怕被批評、擔心被貼上威權標籤，因而在應作為的關鍵時刻裹足不前。

這種猶豫，源自歷史記憶，也來自政黨利益的盤算。然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非常清楚：當國家安全與政黨利益衝突，政府必須選擇前者；當國家生存與程序自由有短暫張力時，領導者應優先維護國家機能的完整性。安全是自由的前提，而不是自由的敵人。

今日的台灣，面臨外部威脅、內部攻勢與資訊戰交織。情勢早已不是承平時期，一切延遲與猶豫都會被放大。人民若被要求「要勇敢面對可能的戰爭」，那麼領導者更應率先展現勇氣：在壓力中做出理性、穩定、清楚的決策，而不是被選票與輿論牽著走。

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艱難決定，而是不敢決定。若我們將危機前夜當成日常政治，終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價值排序清楚、敢於承擔責任的領導力。鋼索上的國家沒有退路，而缺乏決斷的政府，將讓我們距離深淵更近一步。

臺海是安全的！一千字讓你看懂為什麼中共不敢動台灣

Mon, 08 Dec 2025 00:51:04 +0800

親共人士習慣用「台灣是下一個烏克蘭」來理解台海局勢，認為美國會在西太平洋複製一場以小制大的代理人戰爭。這種想法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忽略了現代戰爭的基本條件，也把兩個完全不同的戰場環境混在一起談。

烏克蘭能撐住長期戰事，是因為它坐落在廣闊的陸地上，有可以向後退的縱深，有越境補給的道路，有安全後方、有固定的軍工體系，就算前線搖晃，政府還能運作。這整條結構支持了消耗戰。台灣沒有這個框架。

台灣是島嶼，四周都是海，戰爭一開打，到哪裡補給？沒有。人怎麼撤？也沒有。海上的運輸線在高烈度衝突裡撐不了多久，火力可以直接否掉航道。島嶼只要失去空海控制，補給就是一條乾掉的水管，戰場不會像烏克蘭那樣流動，它會直接停住，戰力突然掉光，而不是緩慢消耗。這種地理狀況，撐不起任何長期代理戰。

在美軍的計畫裡，台灣的作用是引發決心與牽住節奏，不是承擔主戰、主消耗的中心位置。如果真有衝突，美軍不可能從台灣上空取物資，它要靠的是駐日基地。嘉手納、橫須賀、厚木、三澤整個基地群，全部提供美軍的航線、補給、掩護與維修。關島位在後面作為補充，而不是前線。台灣的角色在這套設計裡，是一個「不得不介入的理由」，日本才是「能夠承接戰爭的地方」。

這種架構帶來很明確的後果，任何牽涉到台海的戰役，不會只停在台灣。美軍從沖繩基地起飛的那一刻，就會把日本拉進戰場；中國要阻止美軍投入，就會把火力投向日本的那些基地。這不僅僅只是政策表態，還是火力射程與航程計算的結果。

攻擊一旦落在美軍基地、戰鬥機、其他軍用設施或日本土地上，《美日安保條約》就會自己啟動，日本會被推進為交戰方，沒有「只提供後勤」的空間。日本不是象徵性的同盟，它會直接承受火力。

這些條件讓日本具備了執行長期戰鬥的能力，海空軍力完整、基地密度高、後勤鏈有深度、產業能把支援轉化成彈藥和零件。人口、資本和基礎設施也能撐住一道大國對抗。這套能力和架構，能把戰事延伸出去，把衝擊吸收並重新輸出回戰場。台灣沒有這個系統，所以兩個地方雖然都會面臨戰火，性質完全不同，台灣會被老共點燃形成戰爭，日本卻是擔住整場戰爭。因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說的台灣有事日本存亡，正是基於這個邏輯而來。

也因此，韓國最近的外交路線看起來不像過去那樣直接靠向同盟，它保持一定距離，調整節奏，並不是態度變軟，它是看明白日本會成為主要壓力區。一旦日本受到打擊，整個朝鮮半島就會感受到溢出的壓力，北韓可能趁亂挑釁，沿海的軍事警戒會被全面拉高，韓國自己變成被迫跟著應對的一方。避免和日本捆綁，是基於生存感知的做法，不是意識形態，但韓國也免不了加入戰爭的，它不是大國、沒有獨善其身的權利！

從北京的視角看，攻擊台灣牽涉「內部衝突」的敘事，會産生「同族相傷」的問題，破壞它自己維持的政治故事。如果戰爭造成嚴重破壞，社會情緒可能衝擊政權的合法性。對日本的行動在情感框架裡完全不同，歷史積怨能成為動員的力量，社會的情感方向不會向內，而是向外。當經濟壓力累積、社會緊繃時，把強硬態勢指向日本能形成民族動員，不會折向內部。美國理解這種能量轉向，所以把日本推在主要位置，既能達到平衡，也能利用東亞的情緒結構。

整個印太場景真正的樣子，是台灣點燃衝突，日本承受衝突。台灣先天沒有長期消耗的本錢，缺少縱深，也缺少後方，擋不住戰爭往前走；日本具備整個戰爭需要的底盤，能拉住時間，把戰爭延伸到一個大國消耗的尺度。台灣的位置是引發，美國要投入的力量全都依賴日本，日本也就在這條軸線上被擺在第一順位。

看懂台海，需要回到地理結構、後勤線、產業能力和條約義務，而不是抓一個比喻就套用。戰爭是物理系統，不是政治寓言。誰能成為代理戰中心，不取決於情緒或宣傳，而取決於能不能承受第一波打擊之後還能把戰爭延續下去。用這個角度看洞局，角色位置自然明顯，台灣沒有「成為下一個烏克蘭」的條件，日本才有被推向那種位置的所有元素。

台灣到底擔心什麼？動了台灣，等於開啟世界大戰！老共才沒這麼傻。

文：梁望舒(哲學研究所研究生)

從監督到濫權：政治與教育領域的信任危機與制度性風險

Sun, 07 Dec 2025 22:58:46 +0800

近年來，台灣民主社會中一個愈發顯著的現象，是公共監督的正當性逐漸被情緒化的輿論文化侵蝕。無論是政治領域的民代，或教育現場的教師，都愈來愈常在未經查證、資訊片段化的情境下，遭遇過度指責甚至全面性的輿論攻擊。這種趨勢不僅反映監督文化的變質，更可能對國家治理與教育品質造成長遠而深刻的制度性傷害。

在政治領域，立法委員作為民意代表，本應接受監督。然而，當監督不再區分事實與情緒、不再強調程序正義，而流於「預設罪責」或「放大瑕疵」的集體撻伐時，監督便偏離其本意，轉變為一種政治性的社會懲罰。近年的案例顯示，只要出現一段未經查證的訊息，便可能引發全面性的社群攻擊，使個案尚未釐清之前，當事人已承受名譽損害與政治壓力。此一現象，是典型的「輿論先行、事實靠後」問題。

教育現場亦有相同困境。教師專業長期缺乏社會理解，而匿名檢舉制度更使教師經常無法得知具體指控或釐清誤會。此類投訴往往基於個別家長的不滿、對教學專業的誤解，甚至是單一事件的片段資訊。當家長可以以極低成本發動匿名指控，而教師卻需承受高風險的輿論與行政壓力時，教育環境便逐漸形成「高風險、低保障」的專業場域。

這些現象共同指向同一社會變遷：民主化後的公民社會雖獲得更多權利，但監督文化背後的倫理與責任卻未能同步成熟。權利若缺乏約束，便易淪為「濫權」。而這樣的濫權並非由制度本身造成，而是由監督文化的退化所導致——監督者免責、被監督者承擔所有後果。

此趨勢所帶來的結構性後果不容忽視。政治與教育本屬高度專業且亟需穩定的人才投入，但當社會環境形成：

不容許犯錯的零容忍文化
以情緒代替事實的輿論審判
匿名指控成本極低、證明清白成本極高
專業不受尊重、程序正義不被重視

最終便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制度性問題。優秀人才將更加排斥投入政治與教育，而留下的是更願意迎合情緒、回避責任或不在意專業倫理的人。政治治理品質下降，教育投資報酬減弱，國家軟實力則會在長期中遭到侵蝕。

要扭轉此一趨勢，必須從制度與文化兩方面著手。制度面可改善匿名投訴程序、增加查證機制、確保當事人的回應權與資訊透明。文化面則需重建理性公共討論的基礎，讓監督回到事實、程序與比例原則，而非以輿論壓力作為工具。

民主的力量不在於監督是否尖銳，而在於監督是否正當。唯有建立健康的監督文化，才能讓政治與教育這兩大社會基石重新獲得信任，也才可能避免整體制度隨情緒潮流而不斷下沉。

為何政府選擇從第42條切入以詐騙防制法處理小紅書

Sun, 07 Dec 2025 22:06:22 +0800

近來社會上針對是否應該禁止小紅書在台運作，產生了激烈辯論。支持者與反對者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理由，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既然數位發展部沒有把小紅書列入公告名單，行政院卻逕自主導禁止，這就是行政怠惰或程序違背。因此，有人主張行政院不應該直接處理小紅書，而必須完全依循數位發展部的公告邏輯來做決定。

然而，我在與對方討論時強調，台灣的行政體系並不是「行政院要跟著數位發展部走」，而是「數位發展部須依行政院的政策方向執行職權」。

行政院作為最高行政機關，本來就有權在必要時直接介入、協調，甚至要求部會採行特定方向。換言之，若行政院與數位發展部之間有職權判斷差異，依台灣的憲政架構，行政院才是最終指導原則。

因此，即便立法院授權數位發展部制定相關規範，行政院仍具備要求部會處理平台問題的權力，小紅書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對方一直執著數位發展部的公告，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但對方始終不接受這一點，於是我們雙方焦點逐漸轉移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具體程序。彼此雙方開始利用 AI 回答與網路資料，討論各條文的適用與法律路徑。

我首先指出，行政院切入小紅書問題的核心法源其實是第 4２條，而不是第 27 條。

因為第 27 條若要成立，也就是小紅書如果能被數位發展部列入公告名單，平台必須願意接受納管，也就是小紅書必須主動同意或至少回應台灣政府。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小紅書至今仍沒有意願配合，也完全不理會台灣的主管機關，這使得數位發展部根本無法完成第 27 條的公告程序。

根據公開資訊，台灣政府已透過海基會向小紅書總部遞送正式文書，證明政府已履行通知義務。但平台方面沒有回應，使整個「列入公告」程序卡在源頭。因此，若堅持一定要按照第 27 條處理，就會陷入「必須公告 → 需要平台願意納管 → 平台不願意 → 無法公告」的法律死循環。

對方則引用來自［風媒體］資訊葉慶元律師的說法，主張小紅書屬於「網路廣告平台業者」，依法必須在台指定法律代表，而數位發展部應公告其名稱並通知補正。對方認為行政院直接禁制等同「跳過六道程序」，包含罰款等前置措施，因而認為行政院違法。

但我則提出另一個問題：若依對方邏輯，要進行罰款或補正，仍然得先完成公告，而公告又必須建立在平台願意納管之上。

這意味著只要小紅書拒絕配合，整套程序根本啟動不了。

而我與對方的爭論來到到底數位發展部能不能霸王硬上弓強制公告，而對方從他的問題開始往下提問， AI 給出的分析也指出，主管機關若要強制公告，雖然理論上可行，但需要具備客觀資料、明確授權、透明方法論與能在法院接受檢驗的證據鏈。換言之，如果法律要走這條路，政府必須提出非常完整、嚴謹且能被挑戰的數據。

因此我們討論到另一個層次：數位發展部若要公告平台，必須提出「超過 115 萬人次使用」等客觀數據，但這些數字不能隨便猜，而是必須來自可信來源，例如第三方流量調查、電信/ISP 統計、廣告投放紀錄、平台自報數據等。

AI 的回答指出，在沒有平台自報資料的情況下，主管機關可以透過多元證據進行「合理推估」，但其準確度與法律效力會大打折扣，被列管的平台也可以在行政救濟程序中質疑數據方法，讓整個公告處分變得極不穩固。

因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台灣真的要以第 27 條那套程序正式控管小紅書，核心問題仍然回到「小紅書願不願意配合」。在平台拒絕回應、不願被納管、拒絕提供數字的情況下，要建立完整公告程序會變得極為困難。

這也正是為什麼最終政府選擇依第 42條作為法源，直接以「詐騙防制」作為禁止小紅書的切入點。因為在第 27 條程序完全卡死、平台態度明確拒絕的前提下，第 42條是目前法律上可行、可執行、也能讓行政院依法處置的路徑。

以上過程是我與網路上的一位大學生，利用ＡＩ互相辯論，得到的情況，但他仍然執著於必須從２７條開始，認為民進黨只要不是從２７條開始就是有問題，而與他辯論的我，是我被民進黨洗腦的關係，哪怕我直接對他辱罵民進黨、賴清德，喔，應該是會罰新台幣２０００元程度，但最終感覺他仍然堅持我是被民進黨洗腦。

但他卻不知道，我只看到八炯提到，原來民進黨這次管小紅書的源頭，是去年藍白立委在立法院提案的，然後綠立委也支持通過，民進黨是依法行事。

其他民進黨講了什麼，我都半句都沒看到過，因為民進黨談的是他們依法打詐，綠粉講的是民進黨依法打詐，而我都是從［美國人怎麼被小紅書管控跟導向］來談我們台灣不該使用小紅書．。

如果大家有印象川普之前禁tiktok的時候，美國人之怎麼翻牆使用小紅書，然後被控管，就該知道台灣人不該使用，這方面詳細資料都請找海外反共的中國自媒體、大紀元這邊取得他們蒐集整理得資訊。

立委助理費制度改革，不該倒退回「不透明時代」

Sun, 07 Dec 2025 14:20:23 +0800

近期立法院內部有主張建議，將現行「公費助理薪資直接匯入助理個人帳戶」的制度，改為由立委統籌支配、再自行發放。這項構想一旦通過，等於使立委一年七百多萬元的公費助理預算，重新回到「由立委自行管理」的舊模式，也將使目前較為透明、可查核的制度大幅倒退。

公費助理制度本意在於提升國會問政品質，並確保助理薪資是合理與可查驗的公帑支出。若改由立委統籌，薪資、加班費與聘任情形恐將重新失去公開性，不僅增加外界對「人頭助理」、「政治酬庸」、「企業贊助助理」等疑慮，更可能使現行因助理費不實申報而遭起訴、判刑的案件，在制度上出現「事後合法化」的效果。這不僅會削弱司法威信，也會讓外界質疑國會是否藉制度調整自我豁免。

更值得關注的是，立法院同時也出現其他涉及刑責調整的提案，例如「貪污五萬元以下不罰」或是限制檢察官羈押權的修法方向。這些討論固然可能基於特定法律理念，但若缺乏完整配套與透明正當程序，只會讓民眾對國會是否正在累積「自我保護條款」產生疑慮。

民主國家的立法程序，必須兼具公開性、可監督性與制度前瞻性。立委助理費制度若有不足，應該朝「申報更細、稽核更嚴、公開更多」的方向改革；若現行制度值得調整，也應透過公聽會、專家論證與社會討論來取得共識，而不是以單一提案改變長期建立的透明機制。

國會的公信力來自制度，而制度的正當性來自人民的信任。任何可能降低透明度、削弱監督機制的改革，都應更加慎重。讓立法回到專業與公開，才是民主政治得以持續運作的根本。

越界卻不正式的台美關係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準聯盟樣貌

Sun, 07 Dec 2025 02:50:31 +0800

台美關係在川普第二任期持續呈現出介於「非官方」與「準聯盟」之間的矛盾結構，形式上維持1979年後的非邦交定位，實質上卻在軍事、經濟與外交等層面不斷升級。最新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嚇阻中國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列為近期優先事項，公開點名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與第二島鏈戰略位置上的關鍵角色，並強調要透過軍事優勢與既有夥伴關係來防止衝突升高。

在這個戰略框架下，美國明白表示，台灣視為當成供應鏈與區域嚇阻體系中的戰略資產，這種提升伴隨高度交易式的要求，在不言明的狀態之中，台灣與美國在務實合作中保持一種更加微妙而密切的關係。

軍事合作的升級使原本模糊的界線變得更難界定。近幾個月美台軍事互訪與交流明顯增加，從國民兵訓練模式延伸到更常態化的聯合演習觀摩與專業交流，美方持續宣布提供飛彈系統與軍機零組件等軍售案，金額雖未必驚人，卻在戰備維持與後勤能量上構成長期支撐，實際落實《台灣關係法》所界定的防衛承諾。

美國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年度威脅評估共同把中國對台軍事壓力視為高風險區域，將嚇阻台海衝突明確寫進戰略文本，強調維持對解放軍的軍事優勢與強化夥伴防衛能力是避免戰爭的關鍵。這些文件雖然沒有把台灣納入正式防衛條約，但在運作上已讓台美關係更像是在不簽條約的前提下，實質運作接近盟友的關係。

這一輪軍事與安全合作的深化，與美國國內對台政策的法制化也緊密交織。2020年通過的《台灣保證法》原本被納入撥款法案當中的一部分，核心是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強調對台軍售常態化，並要求檢視對台交往準則，消除不必要的自我設限。

今年進一步通過的《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則把這些原本偏向「一次性檢視」的要求升級為定期機制，明定美國國務院必須定期檢討與台灣往來的行政指引，向國會報告並提出更新版本，促使美台官方互動從灰色地帶逐步走向制度化與透明化。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從軍售常態化、官員互訪鬆綁，到台灣象徵性標誌在某些聯邦場合的有限開放，這些看似技術性的調整，都在法律層面為準聯盟關係鋪出一條不叫同盟、卻日益接近同盟實質的路徑。經濟與科技面向的互動則把這種準聯盟關係變得更加緊密。川普再次把關稅作為外交工具，對台提出高關稅對等要求，並持續施壓台積電與相關供應鏈加大在美國本土的投資，強化美國在先進製程與關鍵零組件上的掌控力。

這樣的操作在台灣社會被視為不對稱負擔，一方面必須承受關稅壓力與龐大對美投資成本，另一方面也換取美方在國際組織與外交空間上的某些實質讓步，包括高層官員公開支持台灣參與無國籍限制的多邊機構，並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台灣明確標示為印太架構下的關鍵夥伴。這種以經濟與科技綁定安全合作的模式，讓台美關係更緊密，也讓雙方互賴的性質更明顯帶有供應鏈與國家利益的互相咬合的意味。

北京對這些變化的解讀自然帶有高度敏感，視之為「切香腸式」推進實質台獨。美國情報與國防評估報告一再指出，中國將持續透過軍機繞台、海警與民兵船隻騷擾、灰色地帶行動與經濟脅迫等手段加大對台壓力，將台海作為測試美國承諾與區域秩序韌性的主要戰場。

從制度演變的角度來看，台美已進入一個形式上非邦交、實質上準聯盟的特殊階段。《台灣關係法》提供基本安全承諾，《台灣保證法》與其實施法案則把過去許多「不能說的秘密」用法律文字固定下來，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年度威脅評估則把台灣安全與印太力量平衡緊密連結。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挑戰已不在於是否追求形式上的建交，而在於如何在這個愈來愈像同盟、卻又保留模糊空間的架構中，避免被單一大國完全綁定，也避免在大國博弈中淪為可以被交換的附屬條件。在這個新的準聯盟樣貌下，台灣需要的不是對安全保證的浪漫想像，而是冷靜計算與長期布局。

國內要持續強化國防與社會韌性，讓任何外力在評估成本時都清楚台灣不是可以輕易拿來試探的目標。對外則要在深化台美安全與經貿合作的同時，分散風險、拓展與其他民主夥伴的實質連結，把法律文本與戰略報告裡的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多邊連結與產業布局。形式上台美關係也許仍維持非官方狀態，實質上如果能在法律架構、軍事嚇阻與經貿互賴三個層面持續加固，台灣就有機會在不穩定的國際局勢中，把這種越界卻不正式的關係磨合成真正具有韌性的長期安全與發展夥伴關係。

AI會取代未來教師嗎？一名大學生的疑問與觀察

Sun, 07 Dec 2025 01:31:52 +0800

接觸教育現場已經邁入了第二年，平時或多或少都會關注教育時事議題，這幾年以來AI的議題一直都有很高的話題性，而出現了許多各學界臆測「AI將來有可能替代的職業」。

「AI究竟會不會取代老師？」有人說 AI 教得比老師多、答案出來的速度也比老師快；因此，有人認為「老師」這個職業遲早被人工智慧取代。身為一個現在正準備成為教育工作者的大學生，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想法。

我不認為 AI 能輕易取代老師。

至少在我所理解的「教育」裡，教育的本質遠遠不僅是傳遞知識。

不置可否的是，AI 在某些層面已經超越了人類教師。AI它可以瞬間回答學生的問題、可以依照不同學習者的學習程度提供教材，甚至能當一對一的「耐心家教」，不會責備學生為什麼還學不會、不會造成學生的壓力。但這些強大的功能，也讓我看到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人工智慧能力的強項，全都集中在「資訊與資料蒐集」的方面，而不是在「教育」的本身。

同時，教育也不是單向的「告訴你答案」。每一堂課都藏著許多無形的部分，比方說:學生之間的良性競爭(小組分組競賽)與合作(小組共同分組作業)、老師給予的言語支持、課堂裡那些讓孩子逐漸熟悉彼此人格特質的互動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沒有標準化的流程，無法靠公式或是資料運算出來，也不是演算法所能擬定的。

AI 能取代的是「教知識」的部分；老師真正不可被取代的是「教人」。

以一個未來可能會從事教職業的學生而言，我更憂慮的地方是，當現今社會風氣不斷喊著「掌握AI才有未來」、「AI 教學效率更高」，真正會被取代的反而可能不會是老師，而是「學習能力落後或學習意願低的孩子」。
如果「學習」這個過程被要求要越來越快、不容出錯，那些學習進度比較緩、需要更多時間理解的學生，會不會更容易自暴自棄，或認為自己被社會環境丟棄？

老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不是因為他們知道世界上所有事物，這種諸如此類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能看到每個孩子的差異，並願意用心去陪伴他們，孩子們並不是工廠量產出的商品。結果固然重要，但學習更看重的是過程，更重要的是學習時培養的心態與透過學習所獲得的成長經驗和成就感。

在未來的教育場所裡，我相信 AI 會成為教學的一種工具、教材。我依然相信，真正引導孩子成長的，依然會是「人」。教育需要情緒上的互動、判斷、與互相信任，而這些教育的特質恰好是 AI 最難模仿的領域。

所以，當有人問我「AI 會不會取代老師？」時，我更想提出內心的反問：「在你的心中，老師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呢？」

如果老師只是屬於一個在台上講課的人，那答案當然是會。
但如果老師是一個陪學生走過學習路程、在成長路上他們摔跤時會拉他們一把、同理學生想法並開導他們以及鼓勵學生的角色，那麼無論AI的演算法和資料蒐集再怎麼厲害，也終究只是工具而已。

在教育的世界裡，工具可以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不斷地革新，但人類永遠是構成教育的核心。

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愛國者治港」體制下無能港府的縮影

Sat, 06 Dec 2025 18:44:09 +0800

一、救災與問責機制失靈導致的人禍：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截至12月5日已造成超過150人以上傷亡，但被大火摧毀的不僅僅是在火場中罹難港民的生命財產，還有港民對於中共治港的失望。相關事件更持續延燒到後續港府糟糕的危機應對方式及公關危機，並持續在國際社會輿論上引發了對港府施政能力、資訊透明度以及救災政治化與無能化的強烈質疑。

舊區重建、大型維修工程的爭議招標、前科累累的承包奸商以及施工質量、安全標準和政府審批監管失能等等，一直都是港府貪腐和效率低下的重災區。所以，此次火災本身造成大量傷亡，更凸顯港府在危機發生時，政府的跨部門協調能力、決策效率以及對公眾資訊的透明度長期存在嚴重不足以及漏洞，更缺乏有效的獨立問責機制，導致公眾難以信任政府能夠真正公正、徹底地追究責任。引發這場人間悲劇的質疑聲浪，頭號戰犯無疑是治理失靈港府的「人禍」因素導致。

二、逮捕行動顯示維穩優先心態：

諷刺至極的是，除了救災之餘，港府的錦衣衛們也沒閒著，最受矚目的爭議事件當屬香港民眾於網路上自發成立的火災民間關注事件小組成員，竟傳出遭港府國安處「火速」以涉嫌煽動罪名拘捕，就連屯門區前區議員張錦雄也因在個人臉書上轉發相關文章及以同樣罪名遭逮，在輿論中被視為港府在人命關天之際，不專注於救災和問責，反而是選擇「維穩」優先，壓制批評和民間異議的表現。在根本上直接加劇了港民對港府處理危機能力的徹底不信任，更會被視為《港區國安法》和新安全法律環境下，香港公民社會空間持續萎縮的又一例證，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自治權的評價與質疑。

三、政治忠誠凌駕人道關懷：

所以在150條以上的人命代表了什麼？在現任特首李家超以及其下眾多港府官員的眼中，不是撫慰火災罹難者家屬的痛苦心靈，也不是感謝消防單位無懼危險的日夜搶救，更不是表態所應擔負的政治責任，而是首先在記者會上展現對習近平的「關心」、港澳辦與中聯辦的「協助」，親自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此舉甚至被許多評論解讀為政治忠誠凌駕於人道關懷之上。在災難發生後，行政長官的首要之務本應是安撫市民、報告救災進度、承諾徹底調查，但優先感謝中央的表態，被批評為將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治化」，凸顯港府對北京負責，實質優先於對香港市民負責的可悲心態。

四、中共治港體制問題與矛盾

這場危機暴露了「愛國者治港」體制下，港府與北京關係的深層矛盾，港府的管治重心已從「對香港市民的負責」轉向「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效忠」。李家超作為行政長官的首要職責竟是確認「中央的領導和關愛」，而非直接對在災難中受苦的市民負責。當民生和安全問題被政治表態所取代，港府將難以在市民中建立真正的合法性與信任，當「維穩」壓倒一切，這種將公共安全問題轉化為政治安全問題的思維，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積累社會不滿，使社會矛盾隱藏在表面平靜之下，社會不滿將持續累積潛藏，市民的不滿情緒將轉為更深層次的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感，或以其他方式（如：移民）表達。港府在危機中更加依賴中央的支援和指導，更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港」體制下的公共中央主導模式，香港的治理風格將更趨向內地化以及「維穩」優先的模式，原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亦將在大火中吞噬殆盡，其「自由港」實際上已盪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