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對臺灣史有點興趣的朋友們可能都知道，二二八事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曾率部隊進市區殺人。可能還有些朋友們知道，彭孟緝曾經和孫立人將軍競爭過參謀總長的位置，並且贏了（孫則被安排為總統府參軍長，任內被指企圖發動「兵諫」而遭終身圈禁）。［註1］但彭孟緝幫助蔣經國掌握情治系統，並擔任蔣中正日軍顧問團聯絡人的身份，可能就比較少網友清楚了。
蔣介石對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鐵腕血腥鎮壓印象深刻，開始重用他。一九四九年七月，蔣介石決定成立一個秘密的保安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統一所有情報特務工作。八月二十日，該組織正式成立於臺北圓山，由唐縱（警政署長）掛名召集人，蔣經國掌握實權，鄭介民（國防部次長）、毛人鳳（國防部保密局局長）、葉秀峰（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張鎮（憲兵司令）、毛森（保密局臺北辦事處主任）、陶一珊（保密局臺北辦事處副主任）、彭孟緝（臺灣省保安副總司令）等人則為該會委員。一九五○年三月蔣介石「返回」總統府，特別設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擔任主任，陳大慶擔任副主任，張師為執行秘書。「雖然，在名義上，『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這個單位只是一個『組』，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組是由經國先生直接領導的，因此，他的長條戳章，對任何情治單位而言，威力比總統府的官印還要厲害，沒有人敢不賣資料組的帳。」(高明輝，134)任何呈報給蔣介石的情報，均由該單位先行過濾；各特務機關的人事任用，亦必須向該單位報備或申請核可。其目的在將特務與情報工作一元化。
此時保安副總司令彭孟緝（總司令由省主席吳國楨掛名兼任）也受命組織「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註2］由於彭是蔣經國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部屬，「台情會」也成了下層機構。彭憑藉蔣介石手令，要求在台各單位特務人員，一律領取「台情會」的工作證。各單位造冊領證，「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乃不費吹灰之力掌握所有特務人員名單。事實上，彭孟緝是當時相當重要的情治頭子。
另一方面，蔣認為大陸的失敗，乃在於國軍將領意志不堅而有貳心，必須嚴加整頓。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以「白團」為名的日本軍事顧問十九名陸續抵臺，在圓山訓練所從事國軍指揮官級的再教育。到了一九五一年夏，白團的教官前後增加到八十三名，皆舊日軍少將至少佐級中堅核心精英，其實力約相當於戰前日軍三個師團的腦力。
從一九五○年起，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名下，分設「圓山軍官訓練團」，分普通班與高級班，徹底的施行反共精神教育。然而一九五一年五月，美軍顧問團正式成立。為了避美軍耳目，日軍白團從一九五二年自圓山轉移石牌，並以「實踐學社」之名活動，故有「地下國防大學」之稱。「圓山軍官訓練團」團長或「實踐學社」社長皆由蔣介石自兼，彭孟緝為教育長。蔣介石對白團的訓練相當信任，甚至有非「實踐學社」出身者，不得晉升師長級以上軍職的不成文規定。因此，許多將領都成為彭孟緝的學生，彭的勢力也就愈來愈大。
後來蔣介石惟恐彭孟緝藏有野心，乃在一九六五年結束他這項工作，並轉命其擔任駐日大使。在彭大使任內，中日斷交。（詳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第32章）
由於彭孟緝在軍事、情治系統的人脈，使他成為李登輝時代的「八大老」之一，曾多次調停李與非主流之間的衝突；其子彭蔭剛，則是反李擁連的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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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孫立人與彭孟緝爭鋒
美軍顧問團的聯絡人是孫立人將軍，日軍顧問團的聯絡人是彭孟緝將軍，兩人素來處於競爭的狀態。孫立人於1947年11月來臺擔任陸軍訓練總司令時；彭孟緝為警備司令，並於1949年1月昇任警備副總司令（總司令為陳誠）。1949年6月3日，美國駐臺北領事艾德格（Donald Edgar）致電國務卿，告知「臺灣軍方現在已視彭孟緝佔上風，孫立人暫時恐怕不能強出頭。 」（ 海峽評論社，124 ）1949年8月30日，孫立人出任臺灣防衛司令官；9月1日，彭孟緝擔任臺灣省保安司令。1950年3月17日，孫立人晉升陸軍總司令；彭孟緝為保安副司令官（司令為吳國禎）。1954年，兩人爭奪參謀總長職位。蔣介石乃於6月24日任命孫為參軍長，7月1日任命彭為副參謀總長。8月16日，參謀總長桂永清出缺，由彭孟緝代理。1955年7月1日，彭孟緝真除參謀總長。8月20日，以「匪諜郭廷亮案」將孫立人免職，孫從此失去自由。
[註2]黃清龍 ＜恩惠與決裂──吳國楨和兩蔣關係 ＞：「吳國楨對特務橫行、踐踏人權﹐十分憤慨，頻頻向美國官員抱怨。而他兼掌台灣省保安司令，實權卻操在副司令彭孟緝手中。彭眼中只有蔣經國﹐根本不把吳國楨放在眼裡，吳則偏要過問，為此與蔣經國發生衝突。」
http://blog.chinatimes.com/noa/archive/2009/01/03/3651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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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高明輝『情治檔案』（臺北：商周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一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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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個人最佩服的是陳翠蓮教授。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師朱浤源教授也做了二二八研究。我個人贊同陳翠蓮教授的評論，謹轉貼如下：
彭孟緝與228
陳翠蓮（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二二八會訊 2005年5月夏季號
http://www.228.org.tw/newsletter_content.php?id=3&qcid=26
去年以來，中研院院士黃彰健與研究員朱浤源突然成了「228專家」，前者指228事件動機是台獨、「彭孟緝出兵平亂是正當的」；後者謂「228事件只有死亡673人、失蹤174人」；相繼屢發令人駭異且有違常識的高論。日前媒體報導，黃朱二位先生從彭蔭剛處取得新證據 事件當時高雄市長黃仲圖與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寫給彭孟緝的文件，要證明：1、黃仲圖與彭清靠是被涂光明強逼上壽山。2、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是社會人士，根本不具學生身份。3、彭孟緝的軍隊是在15位軍人被槍殺後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黃朱二人試圖為彭孟緝「平反」，洗刷「高雄屠夫」的罪名。
彭孟緝之子彭蔭剛為父奔走、希望先人不要在歷史上留下臭名，其心理不難理解，但是兩位中研院「學術工作者」在為人翻案前的求證行動應該更嚴謹。在公佈所謂的新證據之前，不妨先仔細翻翻史料，看看彭孟緝自己如何誇耀自己「軍事平亂」之功。1953年，彭孟緝任職台北衛戍司令兼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奉蔣介石指示，乃依據當年的日記，並調閱高雄部份檔案，寫下＜台灣省228事件回憶錄＞一文（收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228事件資料選輯（一）》，1992）。
文中他如此自述：
3月2日 台北的事件才只發生兩天，高雄的情況就變得如此惡劣，如果沒有預謀，沒有幕後的指使操縱，何至演變得這樣迅速？經過研判後，肯定的認為此次事件?已經完全變質，現在正由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
3月4日 照陳長官廣播的指示，依然強調這次事件，應該等待政治解決，不准採取軍事行動?我認為事態本身正在不斷變質，奸匪已經滲透進叛亂集團，恐怕等不及政治解決，就將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了，我認為捨軍事制止而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途徑可循。我為恪盡革命軍人天職，而不顧一切，毅然決心平亂。
3月5日 午後二時，暴徒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同來壽山司令部找我商談「和平辦法」。但我因為正在暗中加緊準備，決定七日拂曉開始全面行動，為了保守機密，乃故意虛與敷衍遷延，表示可以考慮他們所提出的要求，相約於次日再來司令部共同商談。
3月6日 上午九時， 以涂光明為首的所謂「和平代表團」，分乘兩部轎車，插大白旗，駛進我司令部。涂等首先提出他們業已擬好的「和平條款」九條要我接受。
我既將暴徒首要涂光明等予以逮捕，這就說明政府與叛亂組織之間，已經攤牌，軍事行動勢非立即開始不可。於是將預定於七日拂曉實施的行動計畫，提前十四小時來執行。
我決定下午二時開始攻擊， 命令陸軍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的第三營向高雄火車站，及暴徒盤踞的第一中學進擊；又命令我的守備大隊陳國儒部， 向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隊部攻擊前進。
從彭孟緝自己寫的回憶錄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在事件剛蔓延到高雄的3月2日即主觀認定是「奸黨陰謀」，意指共產黨叛亂；4日決定以軍事解決，雖然陳儀還在等待國府援軍，不許他輕舉妄動，但彭已「毅然決心平亂」。甚至，5日涂光明等人上壽山準備談判，彭孟緝因軍事準備尚未抵定，還「虛與敷衍遷延」、誘騙談判代表次日再來，而予一舉成擒，並且提前軍事行動，迅即出動部隊三路屠殺鎮壓高雄市民。彭孟緝自己的證詞中哪裡提到了15位軍人被殺後，才出兵反擊？
有關高雄市長黃仲圖與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是被涂光明脅迫上山的說法，並無新意。在楊亮功、何漢文來台調查事件時，黃仲圖所提出的＜高雄市228事件報告書＞就是這樣寫的。國府軍隊增援後，各縣市228處理委員會成員都成了被捕殺的對象，處委會成員之一的黃仲圖會提出此說，並不令人意外。儘管如此，事後黃仲圖仍遭撤職處分。另外，彭孟緝還指稱因為光明開槍要殺他，他才逮捕一干人等。但是一同上山的談判代表之一的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在1992年接受口述訪問時，否定了有人被脅迫上山與涂光明開槍之說。
而參與談判另一當事人彭清靠則在筋疲力竭回到家後，「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引自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這是被脅迫上山的彭清靠應該會有的反應嗎？
至於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從來沒有研究報告指他們具學生身份。涂光明有中國經驗、戰後被任為高雄市政府日產清查室主任、是事件中的民兵領袖，曾豐明經營電器生意，范滄榕是牙科醫生，這些資料在九○年代的所做的228口述史中早已提及。兩位學者要用「新證據」來證明此三人是社會人士，不具學生身份，反而更顯示兩位先生對228史料的陌生。
根據1947年台灣旅滬六團體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所稱，台灣228事件中被屠殺的民眾「以高雄為最多，有三千人」。來台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也指出，事後彭孟緝向他報告「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引自何漢文，＜台灣228起義見聞紀略＞）。由於在228事件中率先鎮壓民眾、屠殺有功，彭孟緝一生受蔣氏父子重用、享盡富貴榮華，但在民間卻被惡評為「高雄屠夫」。如果說這樣的評價對彭孟緝「太不公平」，還要為他美言、粉飾；那麼，這些冤死的台灣民眾又該要去哪裡尋求公平？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