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從住家抬頭一望，Shangri-la台北遠東國際酒店那兩棟現代化的高樓就聳立在我的眼前；走到巷口，台北地標101大樓更有如高高在上的君王，日夜鄙視著賤民的我。相較於我所窩居的六張犁社區以及周遭的環境，我常有茍活於貧民窟之感，總想起墨西哥人的遺憾：上帝，我離您那麼近，卻離美國那麼遠。

特別是，當我從Mandarin Oriental的MO Bar喝完酒搭上285、902、556公車回家，車子從敦化南路寬敞的林蔭大道左轉狹窄的和平東路，再經過基隆路，可說是不同的兩個世界；或者下班路過Shangri-la酒店在一樓的Gin Bar喝完Martini後出來，安和路的景觀也有別於我要回去的六張犁住家。結帳時，我偶而跟Bartender開玩笑，知道Cinderella（仙履奇緣）的故事嗎，總得要回到現實。六張犁雖屬人人稱羨的大安區，但要看那條路的大安區，仁愛路、信義路也都屬大安區，而在我眼中和平東路就差一截；還有那個路段的大安區，而基隆路就是一個分水嶺。不信的話，比比兩旁的景觀就一分高下。

我住的這棟五層樓老公寓，樓下是木頭門，門兩側是住戶的木板信箱與門牌號碼，但多數信箱的門都已斷落，因此看不出門牌號碼；由於此區多雨潮濕（特別是梅雨季，我打傘出門，到大安捷運站，地面是乾的。）一二樓的樓梯旁的白色牆面，縱使重新粉刷，但不久又剝落不堪。

住家附近都是四、五層的老式建物，平均一至二個月就聽到其它住家敲敲打打，那些鑽樓板的聲音更常叫人發狂，而且從後陽台下的防火巷產生共鳴，似乎就敲打在你的頭頂；特別是春節前那一兩個月，有時會同時幾戶在修繕，那真是人間地獄。正面樓下的巷弄，全部早已成為一樓住戶私畫的停車位，尚可容一部車通行；後陽台與另一棟的後陽台距離雖不至於「屁股對屁股」，但從罵孩子到貓兒叫春或貓在遮陽板追逐的跳動聲，或那個鄰人歇斯底里的哭聲與無理頭的叫罵聲，或年輕人週末夜的狂叫嘻笑聲，半夜洗衣機的低沉卻不是安眠的攪動聲，汽車或摩托車半夜返家的引擎聲等等你可以想到的噪音都存在，對了，我還沒提到上午9點多偶而有更動人叫床的呻吟聲（我通常10點後出門打工）。這不是貧民窟，什麼叫貧民窟。更無法忍受的，一年到頭總有住戶焚香燒紙錢的，我雖住4樓，但那些叫人喘不過氣的異味有時連晚間都還餘煙裊繞（二樓住戶，似乎焚香不斷，樓梯間門口的白色牆壁都被燻黃）。

有時，選鄰居比住那個區重要，改天若有人告訴你「他（她）住大安區」，也不用太羨慕，看看住家附近的環境更重要。

週六假日陪老媽吃完午飯、看完「蠟筆小新」，一點以後，我會到樓下斜對面的Subway喝杯咖啡，看小說或The New Yorker，或改學生「新聞採訪寫作」的作業。它有18個座位，約一般Subway的大小，但我不會占到其它用餐人的位置。

通常固定有兩位中年婦女招呼客人，其中一位英文流利（我猜想她是老板），另一位我則沒有聽她說英文，有時後者這位沒有當班，會有另一位中年婦女招呼客人，她的英文更流利悅耳。每次幫我做咖啡，都是那位「我猜想她是老板」的婦女，幾次後，只要我進店，她就為我做黑咖啡，而且杯子不用加蓋。我們除了「謝謝妳」、「再見」，沒什麼交談。

這兩三年下來，自認住在六張犁「貧民窟」的我，發現這一帶的「老外」似乎變多了；我大約停留1個小時，少說總有三四個老外進出，有的外帶、有在店內用餐，從老板與他們英文會話的內容，我想他（她）們都是住附近的老外，說英文居多，也有說西班牙、德語的，甚至我聽不懂的（或許是來自東歐，白皙的皮膚、金髮、姣美的身段）。

與2005年之前的天母「老外」相比，當年那批大多數為白領、甚至是主管階級的「老外」，如今已不見，天母早已不是相對高消費的「洋人區」；而與我同住在六張犁的「老外」，大多為年輕人，他（她）們或許共同在此租屋同住。

每當我走在紐約Soho、TriBeCa、Nolita這些老舊的Neighbourhood，看到無數用紅磚或石塊蓋的老房子，無論是店面或餐廳總叫人留連忘返，而台北，甚至台灣各地除了路邊攤，還是路邊攤，不僅沒有個性，也失去它的優雅。

不知六張犁社區有沒有機會創造自己的風格，而不只想到都更與炒地皮。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