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月為台大經濟系1980年畢業班30周年同學會而寫的「大學畢業30年簡史」。看過的人的感言中,大都有「精彩」二字。11/24/2014節錄及修訂,供朋友們茶餘飯後消遣解悶。)

 

1977年,我念台大經濟系二年級,在「台大美展」展出兩幅畫作。「台大青年」社的同學見到,認為我的藝術風格很適合擔任美術編輯,於是邀請我加入,負責美術編輯與印刷製作。當時台青社人才濟濟,包括前台視總經理胡元輝、著名趨勢專家詹宏志、前立委雷倩、現任經濟部長杜紫軍等。

 

1977年我花很多時間編「台大青年」及參加台青社活動。我很認真,練就一身專業級美術編輯與印刷實務功夫。

 

1978年暑假,聯合報為了自黑白印刷改為彩色印刷,公開招考美術編輯。我在四百多個競爭者中,連闖作品審查、美術編輯現場實務製作及口試三關,考取聯合報的正職美術編輯 (其他三位錄取者分別畢業於師大美術系及國立藝專美術科)。升大三後,我「全工半讀」,忙於聯合報改彩色印刷的世紀大工程。我的勞保年資就是自1978(21)起算,算是出道甚早!

 

1979年大四時調到聯合副刊,從事文字工作。後來負責「萬象版」編輯採訪,更是忙碌,尤其報館下班已是半夜。猶記得當年底薪19,800元,撰寫專題還有稿費;若是照片被採用,一張500元。我努力寫稿、拍照,曾經月入超過4萬元(當年國中老師月薪約八千元)

 

1980年畢業後,在聯合報又工作了一年。有一天,長官抱怨影劇版老是輸給中國時報。我隨意分享了我的觀察與建議,他即叫我寫個報告給他。我一夜未眠,隔日承上萬言書,完整企劃改革方案。數日後,長官問我想不想成為台灣最年輕的影劇版主編?當時已跳槽到中國時報的好友來挖角,我原已答應過去;而聯合報給我如此好機會,又發動人情攻勢慰留,我在兩難之下,決定出國進修。

 

當年報禁時代,報紙限制家數又限印三大張,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各號稱百萬發行量;影劇版主編是個大肥缺,油水非常多。影視歌及藝文界為爭版面曝光,請媒體吃香喝辣之餘,贈送免費票、畫作、藝品,都不稀奇。我拒絕聯合報的好意,無人理解;長官生氣地對我說「難道我們有代溝?」

 

1981-1983年到奧斯汀德州大學念廣告學碩士,是該系有史以來第二位台灣學生(第一位已學成回台),而且兩年期間系裡也未見其他華人。由於我第一個學期全A,表現優異,第二學期爭取到助教獎學金,成為該系第一位外籍助教。由於教授身體不好,我經常幫他上課,學期末評鑑時我比教授更受學生歡迎。我離開奧斯汀後,德州大學廣告學研究所的台灣學生多如過江之鯽,畢業生於台灣廣告界已成為一大勢力,也許與我當時表現有些關係。

 

奧斯汀台灣留學生很多,我的室友讀電機博士班,他研究室的鄰居是Dell;沒錯,就是戴爾電腦的老板。

 

1983年碩士畢業,台灣有幾所大專院校請我去講授廣告。我也向聯合報建議開設廣告公司,高層也有興趣,等我回台詳談。但是,就在返台前夕,發生了一些政治干擾,我有顧慮,暫留美國找工作。很幸運地,剛成立的「中報」願意聘用我,於是我單槍匹馬至紐約工作。

 

1983-1987於「中報」任紐約版及中報周刊主編。「中報」當時是美國最大的華文日報之一,員工不多,但是陣容堅強,個個英雄豪傑,敢言敢寫,包括知名作家曹又方、女權運動者彭婉如(即彭婉如事件遇害者)轟動一時的劉泰英「新瑞都」案中的新瑞都公司負責人蘇惠珍、前亞洲周刊總編輯丘立本、台灣民權運動者陳玉璽(1968戒嚴時期台灣警備總部一次對家屬公開,也對國際媒體公開的軍法審判事件主角)、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運動領袖陳婉瑩(1997年獲國際新聞自由獎,現任汕頭大學長江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總監)、中國時報專欄作家林博文等。

 

19876月,我回台。1987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開放黨禁、報禁及大陸探親。

 

1987年剛回台灣時,於奧美 (Ogilvy & Mather) 廣告任業務經理,負責嬌生與飛利浦兩家客戶。我還設計了一套廣告課程,與孫大偉等廣告界一流人才合作,專門開班傳授給企業界的廣告客戶們,教他們如何與廣告公司合作、如果評鑑廣告公司的提案,及廣告公司如何收費等等。

 

我在奧美只待了半年,但是留下一個傳奇。我赴任時,奧美負責飛利浦的業務經理剛被客戶(荷蘭籍的女性行銷總監)開除,我臨危受命去救這個全球性的重要客戶。我將危機視為機會,注意聆聽,把客戶的事當成自己的事。我下苦工,服務客戶無微不至,24 X 7隨傳隨到。當時她負責一個新產品烤箱上市,但不放心手下辦事能力。我於是大膽提議,取得奧美支持,幾乎在飛利浦上班,替她處理市場調查、食譜編製、新產品發表會及經銷商大會,讓客戶感動到無話可說。

 

三個月後形勢大逆轉,客戶對奧美廣告的企劃案言聽計從,還請奧美的飛利浦小組成員到她家聯誼,同時試用新產品烤箱。我給客戶簽賬單,她連數字都不看就簽了;我甚至經常獲邀參加飛利浦每週的行銷主管會議。有一次我遲到,客戶甚至說「等Simon到再開」。這是廣告公司客戶關係管理的極致,代表客戶完全信賴廣告公司,並視為夥伴。我離開奧美時,客戶邀集奧美與飛利浦人馬為我餞別,並贈送一系列我負責的飛利浦小家電。一個廣告人的榮耀,莫過於此!

 

1988 為英國葛蘭素大藥廠創設行銷企劃部。

 

1988-1989 於美國運通負責推出台灣第一張以新台幣結賬的國際信用卡。美國運通卡是台灣第一張脫離當時的「聯合信用卡中心」獨立發行,且可於國外使用,並以新台幣結賬的國際信用卡。當時國內銀行必須加入「聯合信用卡中心」,由中心統一發行只能在國內使用的「聯合信用卡中心」;經常出國者則必須向外商銀行申請在香港發行並以港幣結賬的信用卡。當時美國運通廣告由奧美廣告負責,而奧美的業務是當年初出茅廬,後來擔任Yahoo要職的鄒開蓮。美國運通的難得經歷,使我有幸成為台灣國際信用卡行銷界的鼻祖。

 

1989 受邀加入杜邦,除了產品行銷企劃外,主要負責杜邦二氧化鈦 (TiO2) 觀音廠的社區溝通與杜邦公司形象重建。

 

杜邦二氧化鈦廠就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大型街頭環保抗爭活動「鹿港事件」的主角。當年台灣有史以來最大外資投資案 (新台幣一百億元),因為鹿港居民誤解及政客操弄,被迫撤出彰濱工業區,落腳桃園縣觀音工業區。杜邦公司也因此形象大傷,員工士氣重挫。

 

我領導的溝通團隊徵招杜邦其他工廠居住於觀音鄉的員工,組織草根溝通小組,一對一向居民說明,各個擊破;贊助社區活動、參加婚喪喜慶,自然不遺餘力。媒體、民意代表、政府官員、黑白兩道,該溝通的一個也不漏。最後不辱使命,排除社區阻力,協助建廠成功。

 

我也為杜邦策劃一系列非常成功的形象廣告、公關活動,吸引無數媒體報導,甚至環保組織都公開支持杜邦。這也讓我加入杜邦一年後即獲晉升,1992再度升職,成為杜邦首位大中國區行銷企劃及公共事務經理,負責北京,上海、香港及台灣業務。此次特殊任務與歷練,讓我有機會接受世界一流的公關訓練,並成為台灣媒體訓練及危機處理講師中極少數有成功實務經驗者。我也有機會與當時全球最大公關公司之一的「博雅」(Burson & Marsteller) 合作,而博雅服務杜邦的業務主管,包括今天的奧美集團董事長白崇亮、達豐公關總經理林碧翠,還有前台北縣長周錫偉。

 

1993年調任事業單位,負責杜邦亞太區不沾塗料(Teflon,台灣稱「鐵氟龍」,大陸叫「特富龍」;SilverStone,「銀石」)業務。由於當時中國漸成世界工廠,客戶(不沾鍋及小家電製造商,如「燦坤」)大多移到中國,杜邦要我集中火力,專攻大中國市場。

 

1993-1994年被派駐香港,就近組建與管理香港與大陸業務團隊。1995 遷回台灣,開始過著台商的生活,天天提著裝滿衣物與樣品的旅行箱,在中國各個省會到處遊走。由於出差太多,公司容許我回台時在家遠距上班。1994-1999年間,東北遠至哈爾濱,西北則到烏魯木齊,北方抵北京,最南至海南島,舉辦市場調查、百貨公司展銷會、廣告活動及拜訪客戶。

 

1996因開發不沾塗料應用於中國電飯鍋,成績卓著,市佔率幾乎達100%,獲杜邦氟化學部全球業務最高榮譽「傑出行銷獎」(Marketing Excellent Award)1997因成功推展不沾塗料應用於中國鍋具(如平底鍋及炒鍋)市場,百貨公司展銷空間(Shelf Space)佔率達90%,又獲「傑出行銷獎」。

 

這幾年間,以北京、上海、香港辦公室為華北、華中及華南根據地,75%時間四海為家,跑遍大江南北。雖然辛苦,但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有此機會與經歷者有幾人?我有一個客戶在貴州安順,也就是黃果樹瀑布所在地。當地最有特色的飯店就是瀑布下游臨河的石板屋(當年為招待毛澤東等領導人而蓋的),我住了至少五次,也看過瀑布不同水量時的景觀;有缺水時的涓涓細流,有大雨剛過後的滾滾黃濤,也有水量不大不小時如面紗般的白色水簾。相信除了當地居民,外人難有此眼福。徐霞客一生亦僅能親睹黃果樹瀑布一回,不知當時水量如何?

 

香港當時有家「新世界酒店」,就在尖沙咀杜邦公司旁,我入住超過百次。酒店每逢十次入住,即送我繡有英文姓名縮寫的浴袍、行李吊牌等等各式贈品。那些日子,我亦嘗試住遍上海各大飯店,對上海浦西的街道與餐館熟得很;對台北街道則有些陌生。喝多了大陸白酒,也有點忘了台灣啤酒的滋味。

 

還好,1999年被獵人頭公司挖到保德信人壽,重回台灣懷抱,開始過著上下班的正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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