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台灣的下一代背負著藍綠的重擔而長大。
小時候，台南市的遊行，大致分三種。所謂小時候，是指一九六○年左右，我小學五、六年級時。（當然，那時候還沒有什麼「集會遊行法」，哈哈。）
以一個孩童的眼光而言，最好看的，是神明的遶境遊行。台南是一個廟宇極多的古城，寺廟主神，背插旌旗，眾人抬轎，吆喝搖晃，街旁信徒，焚香鳴炮，好不威嚴。我則更喜歡看各式各樣副神，像千里眼、順風耳、七爺、八爺等，以最具民俗特色的裝扮與姿態行走。我們家門口的街道，近年來有些沒落，當年可真像是台南市的武昌街，戲院、唱片行、委託行林立，有名的台南小吃中心「沙卡里巴」就在旁邊，常是遊行必經。更因為街小路窄距離近，小孩子們看神明看隊伍特別清楚，鞭炮聲在耳邊震耳欲聾，很是節慶的感覺。我到現在還很懷念那伴隨著遊行大隊的敲鑼聲的節奏「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後來我在國外，夜深人靜，鄉愁湧起時，耳邊依稀會聽到這個鑼聲，混雜著對鱔魚麵、蝦仁肉圓，以及加了油條的虱目魚粥味道的回憶。
第二種遊行，我自己也參加過，那就是國慶遊行。很有趣的，那時的國慶遊行，常常是在晚上。大約是我小學五年級或六年級吧，我持著竹筒火炬，走台南是最熱鬧的中正路上，一面唱著那時的反共歌曲：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三民主義實行，中華民國復興。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還有一首：「十月十日真高興，晚上我們來遊行。排著隊伍行進，處處都歡迎。紅燈綠燈各色燈，來來往往亮晶晶。中華復興，民國萬歲，大家歡呼賀國慶。」
我還記得，在廣闊的中正路上，昏黃的路燈下，火炬上火焰亂舞，照著地上的人影幢幢，伴著不怎麼好聞的油漬味，老實說，並不覺得有歡愉的華會氣氛，反而有些肅殺的味道。對了，算起來那是八二三炮戰之後不久，也難怪。
這些歌曲，我大概近五十年沒有再唱了，現在寫來，竟然一點都不費力，小時候的記憶力，真是可怕。我們的教育系統沒有好好利用這一段孩童時的超強記憶力，實在可惜。
第三種遊行，是選舉遊行。
說是遊行，其實規模極小，一架宣傳車，一個候選人，幾個助選員或追隨民眾，如此而已。也許不應該說是選舉遊行，說是選舉拜票比較正確。不過在孩童眼中，有人，有車，有麥克風，有鞭炮，熱熱鬧鬧，就算是「遊行」。
在那個國民黨高壓統治的白色恐怖時代，平日大家自然是謹言慎行，在公開場合決不會去談論政治的，只有在選舉期間，大家的言談，才好像大膽一些。
那是萬年國會的時代，中央級民代輪不到台灣人，台南人選舉的最高層次就是選台南市長，其次就是省議員與台南市議員。
宣傳車是那時選戰的最重要工具，也幾乎是唯一工具。那時不可能有電視廣告，也沒有什麼「候選人戰報」，甚至連候選人刻鋼板用油墨印出來的宣傳品也看不到。候選人租幾輛宣傳車，成天繞著市區，麥克風中傳出清亮的女聲，講著幾乎千篇一律的說詞：「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姐妹，市議員候選人○○○，登記第○號，登記第○號，向大家拜託支持，拜託，拜託。」印象中，全是台語發音。
現在大家都流行說，宜蘭是台灣的民主聖地，其實在最早期的五、六十年代，台南市才是民主聖地，因為台南出了個全台灣最老牌，最奮戰不懈的黨外人士，曾任台南民選第一、三、五屆市長的葉廷珪！當時全島沒幾個黨外人士，更無所謂「黨外大串連」。自一九五一、一九五四、一九五七、一九六○及一九六四，每逢台南市長選舉，葉廷珪幾乎是憑一己之力與國民黨候選人的捉對廝殺的戲碼，張力十足，讓府城的百姓暗暗叫好不已。
做為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有個特色。在那個年紀，其實對社會及人情世故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其次，已經懂得察言觀色。但大人依舊當你是小孩，有一些話並不因你在旁而有所避諱（特別你是老大時，更不設防）。所以從長輩的開講閒談中，你可以偷聽到許多有趣的事，領悟出許多學校沒有教的東西。而因為還沒有上初中，所以功課不重，也沒有什麼「教官」之類的來箝制你，因此那是個最自由，最有趣的童年階段。
現在算起來，應該是一九六○年的那次選舉；那一屆是現任的葉廷珪對國民黨候選人辛文炳。其實那時國民黨推出的人，都還算是望重台南的本土士紳，有家世，有學養，基本上也激不起什麼省籍矛盾。從大人的言語中我發現，他們討厭的，不是在第二屆時擊敗葉廷珪的楊請，也不是現在出來挑戰的辛文炳，就是非常厭惡國民黨，我也說不上當時大家批評國民黨哪一些，反正是「罄竹難書」就是了。當然我也很快領悟到，這些家裡的事，出了家門口，就不可亂講。
一九六○年同時也是省議員開始直接民選之始。我很快就發現，如果是黨外候選人的宣傳車來了，家裡的大人，有時會停下手邊的事，探頭向門口瞄一眼，或者本來在屋內的，會走出來看看；如果是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宣傳車，那大人們好像沒聽見沒看見一般。等到開票的晚上，大人們就圍著收音機聽唱票，一副很急切的樣子。
就在這樣的環境與耳濡目染之下，在上初中接觸到國民黨軍訓課之前，不到十二歲的我就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外」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國民黨威權統治年代成長的小孩，正好與德國諾貝爾獎得主葛拉斯的小說與電影「錫鼓」中，那位在納粹統治下因太聰明而拒絕長大的小孩相反。我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懷與政治認同的建立之所以很早就定型，不是聰明，而是在大環境中不知不覺被揠苗助長而成的早熟。在那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表裡不一的不純真年代，促使孩童過早脫掉童年的純真外衣，過早去建構或選擇意識型態模式。詭異的是，過早的選擇反而會造成過度簡化的是非邏輯或不成熟的偏執。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不必在這樣的扭曲環境中長大。
說更白一些，我不希望，台灣的下一代背負著藍綠的重擔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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