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奧巴馬訪問中國前夕，記者詢問我對其此行的看法，我反問“奧巴馬要訪問哪個中國？”記者被我搞得一頭霧水。同樣，每次就所謂中國崛起的題目接受記者訪問或參與類似題目的討論時，我也常常反問：“哪一個中國？”當然，我不是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這個區分之下而發此問，我當然知道人們談論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為何我還要這樣發問呢？這正是本文所要描述的中國社會的現實：當今的地理概念之中國，實際上已斷裂為政治意義上的兩個“中國”。
我們不會忘記，以“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爭自由”為主要訴求的八九民運，把建立一個公正、自由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剷除腐敗的專制政治、建立民主制度之上。這場民眾廣泛參與和支持的民主運動把國內各階層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民主化進程的關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當局雖然血腥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但它也開始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不得不以新的統治手法來維護他們“壓倒一切”的穩定。
處在統治合法性危機之中的中共政權，總結了世界歷史上左、右專制統治的經驗及其失敗的教訓，專注於從人性中腐惡的一面挖掘政治資源。在暴力威脅與謊言欺騙的一貫傳統策略之上，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共政權正式祭出了一體（不惜一切代價的經濟增長以維持統治合法性）、兩翼（腐化攏上和黑警治下）和雙爪（消滅、控制民間領袖和封鎖公共言論空間）的延續專制統治的治國方略。
“六四”屠殺在中國民眾中造成對於政治的普遍的恐懼和厭惡，而其產生的政治危機也使中共官員感到恐慌。隨後，蘇聯和東歐的巨變使得中共官員的心中很難不存忌憚，“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不免在腦海裡盤旋。在這裡，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有兩層含義，其一，中國共產黨的江山還能維繫多久？它的前途是什麼？其二，共產主義的紅旗和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改革的關係是什麼？對官員來說，怎樣做才不會犯政治錯誤丟掉烏紗帽？
鄧小平南巡後，中共各級官僚迅速明白了三個道理：第一、 共產黨的江山和傳統共產主義理想已經毫無關係，第二、“發展是硬道理”，不斷的經濟增長是維繫統治合法性的救命稻草，第三，不義的政權需要依靠不義的官員來維護，為了堅持一黨專制，權力認可了權力階層的腐敗。
在這三條認識下，官員們漸漸形成一致的利益驅動，於是，權力赤裸裸地全面進入市場，官員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增長GDP、權力尋租、討好上級和腐敗享樂上了。對他們來說，這是現實政治之下的最好選擇，他們不僅得到無窮的經濟利益，而且政治上可以完全不思進取,不犯錯誤。於是，號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變成了暴發權貴資本家，或者資本家（包括外國商人）的代理人或靠山。於是，在中國做官地地道道地成為世界上最“穩賺不賠”的職業。而這一切成為可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六四”屠殺和隨之而來的紅色恐怖強化專制手段，把民眾監督和限制官僚行為的空間壓縮掉了。而且，假如說在這之前許多官員還懷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改革的理想，甚至同情和支持了八九民運，到這個時候，政治改革的理想已經被普遍拋到腦後，甚至被視作他們的夢魘。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權力全面配合資本運作，低人權標準的競爭優勢、肆意破壞的環境，沒有集體談判能力的工人，大量的低廉農民工，為投機資本提供了絕佳的投資環境。於是，“錢”迅速向“權”靠攏，官商削尖腦袋尋求權力靠山，爭占各個商業領域的優先機會，並在非公平惡性競爭中逃避法律和社會責任，可以說，大部分在中國經商的形成規模的商人，無論跨國的、全國性的、地方性的，甚至鄉鎮範圍內的，都和政府某部門、某官僚有著這樣那樣的袒護其利益的不正當關係。由於現實環境的變化，擁有“中國公司 ”全部原始股的中國共產黨適時向資本家開放股權。中共十六大正式向世人宣誓，接納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樣一來，資本也在最大程度上成為現行體制的擁護者，權力和資本的聯姻是中國近二十年來久演不衰的大戲。這個聯姻關係也延伸到了港澳臺，也伸展到了國際社會。
假如說“中國公司”對國內外資本家是開放股權的話，那麼它對部分知識精英就是主動讓股了。究其根本維持高速度經濟增長的硬道理的目標是“政治穩定”。為了他們所需要的“穩定”，他們就用利益餡餅，盡力抓住操作社會機器運轉的重要部位的人。除了黨、政、軍、各級權力在握的官僚和與他們聯姻的資本家外，這些人還包括：與政府分享話語權的學校、研究機構，新聞出版機構，文學、藝術、體育團體的“ 知識份子”。在收買策略之下，中共當局拿納稅人的錢向他們進行利益輸送，國家的工資、待遇、醫療保健、社保福利、住房等政策、法規越來越向他們傾斜，以換取他們對現行政治秩序的認同，他們由此獲得的實際經濟收入與普通工人、農民、一般工商業者相比是極不相稱的，差距之大世界上少有，這就是中共當局的“花錢買穩定”政策的一部分。二十多年來，中共當局的收買政策是奏效的，而這一收買政策的成功是以“六四”大屠殺以及隨後的全國大捕殺大整肅為背景的。政治的殘酷性本來就在知識份子心理上造成了普遍的威懾。隨著時間的推移，恐懼就轉化成玩世不恭、對是非問題不敏感、漠不關心、佯裝超然瀟灑聰明有智慧不激進的犬儒主義，再加上入股“中國公司”的巨大的利益誘惑和“主人” 感，使得許多具有一定話語力量、曾被認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從1992年以前與中共政權的對立情緒中融化出來，完成了從“政治人”向“經濟人”的蛻變。在變成“中國公司”的持股人之後，他們自覺地接受大老闆規定的政治遊戲——這正是他們入股的前提條件。雖然他們對權力和資本的聯姻也有諸多不滿，也時常發出些批評的聲音，但是重大利益的趨同性使他們中的主流成為現有政治秩序的擁護者。他們慣用非共產黨的正統語言，而實質上發出維護專制政權的“國情” 論、“生存權”論，“穩定”論，“盛世”論，“愛國”論，“崛起”論的有效聲音，自覺不自覺地維護著共產黨騙人的歷史和現實謊言，構成了哈威爾所說的“權力的可鄙基礎”。
概言之，在當今中國，權力、資本和知識以腐化為粘合劑形成了維護現有政治秩序的結盟，建成並經營著令世人眼花繚亂的繁榮強大的“中國公司”。由於中國在地理和人口上的巨大規模，這一“中國公司”持股人以其強勁的財富增長速度以及令人震驚的購買能力，在許多觀察家眼裡，就展現出了一黨專制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奇跡，由於這一持股人階層很自然地佔據幾乎所有話語資源，在一些觀察家眼裡，這就是整個的中國。他們忽略了相對而言不容易被關注的另外一個中國的存在，那就是為“中國公司”打工、被“中國公司”剝削而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廣大的中國民眾。
我們必須看到，今天的中國，一邊是壟斷一切的“權貴中國”，一邊是被剝奪的“屁民中國”！
從對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佔有和支配能力來講，任何國家都存在著不同的階層，為什麼我偏偏要把中國分成兩個“中國”？我是否危言聳聽，過分地高估了權貴與屁民階層之間的割裂與對立？事實上，我所使用的“屁民中國”這一概念本身就可以作為我的論據。在中國的主流媒體和官方檔中，你找不到 “屁民” 這個詞，但在互聯網空間內，它被廣泛使用。最初，一個深圳的中共高級幹部酒後猥褻幼女，遭到眾人指責後，他怒駡：“你們算個屁啊！”他沒有想到這句話成為震動中國的一罵，從那時起，無數線民將自己戲稱為“屁民”，凸顯出普通民眾對於自己權利喪失狀況的無奈和不滿。可以說，屁民一語，道盡權力的傲慢與民權的淪喪。
權貴中國與屁民中國的割裂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中國佔據了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社會文化資源（文教、知識、娛樂、話語甚至道德話語）的階層利益趨於一致，結成“中國公司”，維護現行政治秩序，所謂贏家通吃。這與民主國家截然不同，與右翼專制國家（例如威權時代的臺灣）也是不同的。
社會各個階 層的遊戲規則均由權貴集團確定，任何遊戲的勝負也由權貴集團裁判，那麼，涉及兩個“中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其結果便毫無懸念。在短短二十年內，中國飛速完成了世所罕見的貧富分化。權貴中國依靠對屁民中國的剝奪維持令世界稱羨的“繁榮”。有資料表明，目前中國0.4%的家庭(150萬)佔有全社會 70%的財富。按照物質享受的任何指標，權貴中國在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一位，但是“屁民中國”卻難以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最近，獨立學者劉植榮用翔實的資料比較了全世界的工資水準和社會保障狀況，得出結論：中國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準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同樣為159位，低於32個非洲國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稅收痛苦指數（稅收負擔減去得到的福利）幾年來卻排在世界第2，3位。這裡還沒有提及權貴集團對底層民眾的各種收費、非法土地侵佔、非法暴利拆遷等。迄今為止，中國拒絕建立涵蓋全社會的基本社會保障，而各級官員一旦進入權力階層，只要不在權爭中失敗，到死都享受各種特權。
屁民中國的國民在中國是二等、三等公民，無法享受正常 的國民待遇，也無法享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對 “屁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歧視是公開制度化的。比如戶口帶來的歧視造成了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的子女無法得到正常的義務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社會保障機會不平等。選舉法明文規定農民的選舉權是城市人口選舉權的四分之一，這已經是公開的歧視，但更嚴重的是，現實生活中，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屁民”，根本就無權決定與自己有關的公共事務。在遭受官權侵害時，由於專制造成的司法腐敗，權益受損的“屁民”也沒有正常管道申訴。更有甚者，2005年，北京人大常委的一位教授委員公然提案外地人進京需要“簽證”（准入制度），將權貴階層對“屁民”的歧視心理暴露無遺。
權貴集團對權力、資本、知識（話語權）的壟斷性以及權貴中國的封閉性使中國社會階層之 間的流動性幾乎停滯，“屁民”變成“權貴中國”成員的管道基本阻塞，中共建國以來，底層民眾一度可以通過當兵或上大學的管道實現朝向高階層的流動，但是，目前的“權貴中國”階層越來越依賴血緣關係保持其階層的穩定性，除了血緣之外，買官也是官場的普遍現象，但這只是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間的身份轉化，一個“屁民中國”的成員，很難僅僅通過個人才能和勤奮而實現這種階層間的流動。
權貴中國和屁民中國幾乎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公共政治語言。權貴中國繼續使用僵化的官方政治語言顯示其無意改變既有的政治秩序，而對這種僵化語言的使用頻率只表明一個人對於現存政治秩序的認可程度。在這種僵化語言的背後，則是依據潛規則的利益交換。由於這種官方語言淪為徹底的假大空，遠離民眾生活，“屁民”幾乎不可能借助這套語言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只能在權力的空隙中試圖尋找另一種話語。由於“權貴中國”壟斷了本應作為公共政治語言主要組成部分的傳統媒體，“屁民中國”便只能靠網路空間來傳遞他們的聲音。近年來，許多最終被官方部分接受的維權事件，如孫志剛案、周老虎案、鄧玉嬌案，都是民間通過網路推動到熾熱狀態後，權力不得不作出妥協，而這些事件在最終的維權結果出現之前，幾乎不會見諸於官方媒體，而官方的許多“權威資訊”和所謂的“闢謠”，往往也無法獲得民眾的認可。在官方媒體之外，“屁民中國”通過網路創造出了一系列鮮活而具有衝擊力的概念，如：“做人不能太CCTV”、草泥馬，TG（意即 “土共”）、官方的政治概念“和諧”被民間以諧音“河蟹”嘲諷，愛在鏡頭前落淚以展現關注民生的總理溫家寶被線民戲稱為“影帝”，“三個代表”、共產黨員的 “先進性”等官方詞彙，也無一不受到民間的公然嘲弄，但民間使用的網路概念不會出現在權貴中國的媒體上。兩套不同話語的存在，清晰地展現了兩個中國的現實，這種民間話語與權力話語嚴重分離的現象在民國家和左翼專制國家都不會出現。
權貴中國和屁民中國幾乎沒有共同的政治生活，這顯然來自於權貴中國對權力的壟斷性和封閉性，非權貴中國國民參政議政的管道完全被阻塞。雖然官方試圖用愛國主義的語言和活動創造兩個“中國”的感情聯盟，但是像奧運會、國慶（哪個國？）以及未來的世博會只能算作權貴中國的盛世大party，在這樣的活動中中共當局總是表現出對另一個“中國”國民的不信任，用軍事戒嚴的辦法將他們排處在外。“權貴中國”與“屁民中國”的政治分裂，已經嚴重到：作為一個普通公民，除了在電視上，要想見到一個縣委書記，鄉鎮黨委書記都十分困難。“屁民”逐漸發現，官方所期待的“愛國”，是愛“權貴中國”，和他們的被剝奪了憲法權利的“中國”幾乎沒有關係。
7，情感撕裂。在 “權貴中國”漠視“屁民中國”的同時，屁民中國越來越表現出對“權貴中國”的極度不信任，所謂仇富、仇官心理，就是這種情感分裂的表現。近年來，中國官方媒體也承認了一個詞彙——無直接利害衝突，它是指，在一些突發事件中，出現官權對普通民眾的嚴重侵害，很多與侵害本身毫不相關的民眾也會參與到衝突事件中去，事實上，這一概念帶有羞羞答答的中國特色，說得更直白一些：與權貴階層的穩定壓倒一切相對應，許多無權“屁民”是唯恐天下不亂——亂專制之政，亂腐敗之權。
雖然借助收買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權貴中國”構築了對民間不滿和衝擊的緩衝帶，形成抵禦民主化的防線，但是這道防線不總是可靠的，中國“屁民”的反抗強度越來越大，目前，100人以上參與的 抗議活動每年已經超過10萬起，平均每五分鐘一起。對此，中共當局的消解乏術採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員警控制，防止抗議活動形成跨地區聯合的趨勢。目前，每一個省、市（地區）乃至縣政府，都在北京都設立辦事處，派遣員警截阻監禁本地上訪民眾，並在北京和地方設置大量黑監獄。幾年來，中國的警力不斷擴充、裝備不斷精良、員警待遇不斷提高，據專家估計包括在冊的正式武警和各類員警加上有員警職能的輔助員警，中國的警力已經至少高達550萬至600萬。近年來地方政府黑社會化，政府雇傭黑社會介入對民眾的盤剝和鎮壓。暴力拆遷事件中，黑社會與政府公然沆瀣一氣，最近的北京朝陽藝術村拆遷事件中，包括來自日本的藝術家在內，許多人被黑社會毆打致重傷，員警不聞不問，導致了藝術家憤怒之下的長安街遊行。來自中國地方政府網站的消息稱：內蒙古開魯縣的一個縣長助理最近在接受官方的新華社採訪時透漏，僅有40萬人的開魯縣就有12，000線人在幫助員警維穩。分析人士稱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或西藏與新疆這樣的民族地區密探數量更多。從以開魯縣的密探人數推算，全國至少有3千9百萬密探加入維穩，再加上550-600萬員警，屁民中國完全網罩這個龐大的黑警控制之下。而這還沒有把製造“六四”屠殺的裝備精良中國軍隊人數計算在內。
在這種控制之下，兩個中國形成一種脆弱的平衡關係。權貴中國無法脫離屁民中國而存在，因為它依靠對屁民中國的盤剝再盤剝而“繁榮”（比如，官商一體暴力徵收土地、低價拆遷民居，然後建造房屋以民眾難以承受的價格出售），而屁民中國的任何個體如果不能逃離中國的話就不得不接受這種盤剝才能生存下去，因為權貴中國占盡了幾乎全部資源，使屁民個體不得不暫時接受這一政治現實下的經濟秩序。這是它們之間唯一的實質性關係，而在這個關係中出現任何麻煩，中共當局就用員警和黑社會搞掂。這就是中共當局的黑警治下的策略。
我必須再次強調，我使用兩個“中國”的說法是為了說明中國的結構性現實：權貴集團和一般民眾的嚴重割裂性。對部分社會個體而言，兩個“中國”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也不是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對這種身份分裂都有清楚的自我認識。另外，單純的利益分析是不夠的。比如，某些維權律師和其他民間抗爭領袖本來可以享受 “權貴中國”國民的待遇，但是他們跨越權力收買所劃定的“國”界，試圖打破這個類似於殖民與被殖民的國界，建造一個合理的符合普世價值的公共政治生活。另外一方面，一些極端狀態下的屁民生存狀況和抗爭，也會對“權貴中國”的部分成員形成壓力，激發其同情心和恐懼感，促使形成一些社會微調，比如孫志剛之死導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許多農民因無力繳納三提五統而自殺，導致農業稅的廢除，最新的一個實例是，各地以政府為主導的暴力拆遷導致許多“屁民”自焚抗議（如果做一全面調查，這將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導致主流媒體介入討論（短期內，我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沒有信心）。
但是基於責任感和正義感的兩個中國間可能的共識，是中國政府所擔心的，因為權貴階 層的財富增長不是源于其創造財富的能力，而是源於其對屁民的掠奪，這也是中國二十年來經濟增長的真真實模式。因此，“兩個中國”部分成員（民間領袖們）之間的合作的可能與“中國公司”股東們的利益是相違背的，它會使專制政府失去最後的統治基礎，於是，中共政權對試圖進行這一嘗試的人實施控制和打壓：有些人被投進監獄，有些人被放逐海外限制回國，有些人則被員警或黑社會人員全面跟蹤而被限制行動，可以說，消滅、控制民間領袖是中共維持專制政權抵禦民主化策略的一部分，比如上海著名律師鄭恩寵，因為替被強拆的市民維權，坐牢三年，出獄後，長期被軟禁，隨時被傳喚，再比如，著名維權者陳光誠與北京律師一起調查山東臨沂計生暴力被判入獄，妻子袁偉靜平常一般有14個左右政府雇傭的流氓全時 間全方位跟蹤，敏感時期多至20幾人。
中共當局對屁民中國的另一個控制策略就是對公共言論空間的封鎖，互聯網首當其衝。任何公共言論空間都是突破兩個“中國”的界限、構建可以進行公開平等有效真實交流的公共政治話語體系進而建立合理的符合普世價值的公共生活的平臺，也就是瓦解權貴中國的平臺，中共政權深諳其中奧妙，所以它不惜損壞國際形象對互聯網進行嚴密的控制。
這就是我用兩個中國的框架進行概括的中共政權維持專制統治抵禦民主化的策略，概括來講，就是基於傳統專制政權暴力、暴力威脅和謊言欺騙的千古不變方針之上加上一體兩翼雙爪的策略，一體是：不惜一切代價的經濟增長以維持統治合法性，兩翼是：腐化攏上和黑警治下，雙爪是：消滅、控制民間領袖和封鎖公共言論空間。
這是中共對內的策略，對外的策略說起來也非常簡單，就是一方面向外充分展現權貴中國的繁榮富強使世人相信這就是中國，這就是中國的進步，另一方面，用腐化攏上的策略對待西方的政界、學界和商界，還有體育界，邀請他們入股“中國公司”，以化解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中共當局比誰都更懂得“腐化”的妙用，比誰都更善於調動人性中腐惡的部分為自己服務。效果良好，屢用不爽，其中的故事在此沒有篇幅講述。簡言之，中共政權是利用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腐化欲望來抵禦普世價值，不從這一點入手是無法厘清近年來中共的對外政策及其外交關係的。我使用兩個“中國”說法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提醒國際社會關注瞭解中國的真正現實，不要忘了另外那個被剝奪的屁民中國。
但是，僅僅看到“兩個中國”嚴重分裂的事實還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站在未來的更高位置審視一個尚未出現、但並非無跡可循的“民主中國”，這就是為什麼本文題目是“三個中國”的原因。
雖然中共一體兩翼雙爪的策略似乎把中國割裂成兩個“中國”而形成了有些專家所說的剛性穩定結構，但是沒有一個腐敗社會的穩定結構是剛性的，假如有，那只可能意味著整個社會正在累積著危機孕育著契機。
兩個“中國”的脆弱穩定結構註定是要瓦解的。首先，在觀念的領域裡，民主力量已經占了上風，即使“中國公司”的大小持股者，他們心裡也非常明白民主是個好東西，中國遲早要往那個方向走，只是目前利益的捆綁上使他們不能把這種認識作公開的表達，更不會主動變成促進民主變革的具體行動。然而民主力量在觀念領域裡占上風的事實奠定了這個穩定結構將垮時很多人的直接取向，因為價值的判斷在人心中早已完成。這是一個觀念價值的基礎，是幾十年來國內外民主力量奮鬥的結果。
其次，雖然相對屁民中國，權貴中國似乎有著基本一致的利益，但是它是多元利益被政權收買而形成的，從開始就蘊含著衝突。中共黨內權力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隨著接班系列的權威遞減化，內部鬥爭遲早要公開化。
同時，屁民階層勇敢而智慧的抗爭已成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權貴階層漠視屁民的生存狀況，但是，“屁民“的個體抗爭如果無效，在現代通訊條件下，他們會本能地走向聯合，關注時事的線民群體，則成為配合這些抗爭的無法被收買的“資訊精英”，他們共同形成了民間力量的成長，一般而言，民間力量的成長與規模性抗爭必然會促進權貴階層內部鬥爭的公開化，當民間力量的抗爭程度達到一個臨界點後，黨內鬥爭的各方將不得不正視民間力量，並尋求和借助他們的支持，權貴中國會隨之分化，社會多元化的利益趁機進入以往被中共政權壟斷的政治領域。中共當局一直承擔著權貴中國運作的巨大成本以及試圖擴大收買面的巨大壓力，而目前其採取的一體兩翼雙爪策略中的一體並不是永遠有把握的，一旦經濟增長出現問題（房地產業的迅速泡沫化顯示了這種危險），權貴中國中的危機就會全面爆發出來，屁民中國的反抗也會全面爆發出來。
而 即使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兩個“中國”的結構同樣面臨瓦解的危險。屁民中國的民眾是向這個方向上推動的主要力量。屁民中國力量的成長靠民眾的組織化和運動的持續化，農會、工會、各種宗教組織、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建立都是屁民中國力量的增長。儘管中共當局實施嚴格的輿論控制，但是互聯網的存在還是極大地方便了民眾的覺醒和聯絡，在網路世界的公共話語體系中，中共的道義資源在迅速流失，民眾則以其智慧不斷尋找聚合的機會，《零八憲章》發佈之後，儘管中共極力封殺，但在屁民階層還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零八憲章》簽名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具有潛在的整合各階層利益表達的小議會功能，它的符號作用，以及一個個實名簽署者的存在，可能會將民眾抗議轉化成持續的要求整體變革的民主運動，具有准組織化的功能，它將呼喚出一批民間領袖，而這一嶄新的運動方興未艾。
大量的民間抗爭事件表明：在政治抗爭方向逐漸明確的情況下，屁民中國力量的成長將會持續地增加對中共當局的壓力，壓力越大越會促使“中國公司”持股人的分化分離。他們分化分離的原因有兩個，其一，由於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屁民中國的力量的成長將代表著未來中國的降臨，當然更預示著權貴中國的瓦解，權貴者個人適時從中分解出來可以和未來結盟，這是出於利益的計算；其二，並不是每一個“中國公司”的持股人都是十惡不赦一味把惡進行到底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也需要在利益和良心之間尋找平衡點，在善或惡的壓力之下，老的平衡點就會打破，他們都會尋找新的平衡點，新的平衡點很可能就是與舊秩序的決裂。前不久穀歌的行動就說明了這一點。在屁民中國力量成長的壓力下分化出來的人將自然加入了未來民主中國的共識中，民主中國就會在這種共識的行動下產生。
未來民主中國的共識從哪裡產生呢？我們要在兩個割裂的“中國”中構建可以進行公開平等有效真實交流的公共政治話語體系，逐漸形成合理的符合普世價值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共識，這是《零八憲章》的一個重要的貢獻。這樣的公共政治話語體系和公共政治生活會借助作為高科技產物的互聯網實現，逐漸擴大，逐漸產生改變中國的力量。因此，國際社會就網路自由對中共當局施加的壓力無疑是對中國民主化的直接推動。
我要強調的是：無論中共政權採取什麼樣的策略維持兩個“ 中國”結構的穩定性，它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專制統治之下，中國普通民眾難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迄今為止，中國尚不打算建立基本社會保障機制，在權貴階層不負責任的盤剝之下，住房、教育、醫療成了壓在“屁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治安環境惡化，社會公正機制喪失。深入考察中國社會現狀，我們會發現一個越來越清楚的事實，一方面社會經濟呈現繁榮，另一方面，屁民的民生壓力卻在增加，普通民眾對於生活失去了希望和夢想（這也是中國政府一邊炫耀財富，一邊越來越不手軟地重判異議人士的真正原因，繁榮是極其脆弱的）。而權貴階層雖然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最大利益，但同樣沒有安全感，在前幾年的官員裸體做官（指家屬移民海外）之後，自去年來，商人群體的移民潮明顯上升，這表明，在屁民的仇視之中，權貴中國感受到潛在的威脅，另外，由於已經形成官員任期制，在權貴階層的穩定背後，無法避免權力鬥爭的殘酷較量，由於幾乎無官不貪，無商不賄，權貴中國成員一旦在權力鬥爭中失勢，就會毫無例外地淪為被官方拋棄，被民間唾棄的“腐敗分子”、“黑社會”，一夜之間淪為“屁民”，法律權力得不到任何保障，這樣的權貴中國，只是一個醉生夢死的中國，無法獲得正常的安全感和尊嚴感。中國需要有秩序的變革，需要制度化的權利保障，這一點，是權貴中國和屁民中國共同需要的，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邁向我所說的第三個中國——全體社會成員享有自由、人權、法治的民主中國。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