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umbeo的2023年各國安全指數中,台灣以83.8的成績名列第三,是連2年排名第三,實屬不易,但近日台南學甲88槍擊案兩嫌日前落網,接著幕後主使者王文宗也遭到逮捕,而台南選前88顆子彈槍擊案的發生,卻顯示出台灣治安議題的惡化,如何做到有感治安是各地方縣市首長所關注的議政主題,也是確保人民安全環境、提高生活品質的關鍵,筆者認為根本改善台灣治安議題的政策解法,為社會應更關注更生人就業服務政策,依法務部 103 年進行的「更生人就業狀況調查」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更生保護會服務經驗發現,目前台灣更生人只有六成有全職工作,但隨著年齡增加而減少,而曾服刑三年、四進四出監獄的王令麟,是重新站起來,成為成功更生人企業家的案例,王令麟曾表示「我是更生人,獄中經驗讓我非常了解更生人重返社會需要很多時間,這要靠個人的決心與毅力去勇敢面對。」他也點出更生人重返社會的困難點,在於更生人賦歸社會首先要有穩定的工作,需要企業願意給更生人機會,讓他們有穩定的收入得以重新建立生活、照顧家庭進而補償被害人。

  一、台灣更生人面對被社會歧視壓迫

  然而,目前台灣有十一萬名受刑人,平均每年約有一萬人可獲得假釋出獄,而更生人想重回社會,常遇到偏見壓迫,根據台灣現行多項法規對於犯罪者有禁止從事某種職業的限制,如禁止擔任保全、計程車司機、教育人員、職業訓練師等,對出獄後的更生人可選擇的職業產生相當程度的限制,雇主亦常要求應徵者出具「良民證」,造成有前科紀錄的更生人無法受僱;或於受僱後被發現曾入監服刑,造成雇主及同事的疑慮而離職,這也反應出社會對於更生人普遍存在的排斥心態。

  筆者長期觀察許多老闆看到其有前科紀錄,或看到刺青,原先有試用期變成不給機會,更不好的狀況是被社會偏見排除,而讓更生人走向輕生的案例,現今台灣監獄負荷量大,對於整體社會發展與社會成本都是負面發展,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一種極端化、絕對二元對立的社會心理,你和我不同就是敵對,接續使用偏見進行汙名與排除,當台灣社會無法包容更生人,使其受到排擠壓迫無法生存,更生人沒有選擇,只能陷入再犯罪再做案,只能再入幫派,或者引發更大的極端犯罪,又重回監獄的惡性循環模式,形成台灣治安退步,也讓政府必須投入治安維持的稅金變更多,而這些稅金的部分來源正是社會大眾,放任歧視與對更生人進行差別待遇,對於台灣社會發展,是有害無利的現象。

  二、社會應關注更生人就業服務政策

  台灣社會大眾、或者是企業老闆對更生人重新融入社會,要有一份社會責任,更生人是人,也需要關心、需要支持,需要有生命貴人及時拉他們一把,有時候看到更生人陷入重複犯罪的惡性循環現象,能否思考一下,社會有無給更生人合理的工作與發展機會,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只是犯了錯,也已入了監獄付出代價,部分社會大眾、部分老闆們常把更生人當瘟神,直接排除的心態,但卻無法解決更生人就業的社會議題,千萬不能停在更生人請都請不走了,還要接受他在我這環境工作的短視偏見,或不斷唱衰更生人的工作表現,不信任更生人,等著看其表現不好的偏狹思考。

  三、打斷歧視惡性循環可避免極端性犯罪迴圈

  綜言之,筆者認為部分台灣社會大眾,或企業老闆要仔細思考,現在台灣更生人是要重新融入社會,也想為台灣社會做好事,盡一份社會責任,這樣排除更生人重回台灣社會,會不會對台灣社會帶來更大的反動與損傷,台灣社會應重視更生人在勞動市場中的價值,重新型塑更生人在家庭及社會中「新公民」的正面形象,將提昇社會及家庭接納列為重點項目,建構更生人社區服務網絡,政府和民間合力阻止惡性循環也會帶出更極端的犯罪迴圈,如同更生人企業家王令麟以過來人的經驗,點醒企業家同行需協助更生人就業,盡己社會責任,避免其沒有選擇導致犯罪。

  四、公眾污名化帶動更生人自我污名化讓社會付出更大成本

  目前臺灣監獄人口逐漸上升,且新入監受刑人中再累犯的比例亦逐年升高居高不下,筆者所倡議的協助更生人就業,因穩定的工作不但可以維持更生人復歸社會後的基本生活開銷,更重要的是重建自信心、附著於符合常規的生活、建立歸屬感,以減少再犯的關鍵因素之一,再一次筆者要點出如果放任社會歧視更生人而不介入導正,將會導致標籤與污名化的擴大化,且將包含社會大眾對於更生人的公眾污名化(Public stigma),甚至產生更生人將此內化後產生的自我污名化(self-stigma)的負向惡性循環,因更生人除了原先學歷以及工作技能較為不足,且監禁更為更生人所帶來的一個重要影響即是標籤與污名化,當公眾污名化帶動自我污名化,會致使更生人自我放棄,寧願去作案犯罪也不再努力,最後是台灣社會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總之,筆者認為台灣社會關注更生人就業政策,為根本解決台灣治安議題的解方。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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