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中 2009.2.28
 
每到二二八紀念日前後,追索事件「元凶」的話題就會被重新提出。對於受難者或其家屬來說,探索真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找出兇手」,即使已不能在法庭上將之定罪,也能寬慰人心,所以在「冤案平反」的層次上,找出元凶無疑是重要的。

但是,歷史的視角與法庭的邏輯並不全然相同,如果歷史的探究與詮釋僅僅執著在「元凶論」上,往往會窄化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甚至反而模糊了另外的「真相」。

「元凶論」的邏輯是一種「暴君決定論」,認定歷史禍害皆出於暴君之手,這和認定歷史進步皆由偉人創造的「英雄史觀」有著相同的本質。這種史觀的侷限性本來極其明顯,首先就是把歷史研究等同於替暴君或英雄立傳,再者就是忽視了歷史人物複雜而多重的面貌。

以人人皆曰可殺的陳儀而言,有多少人願意正視在中國當時的軍政官僚中,陳儀其實是少數清廉且具有改革理念、人文素養,也大力任用進步知識份子的人物,又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陳儀在台期間於經濟與文化等領域中並非沒有正面建樹?

當歷史詮釋過度聚焦在「元凶」上時,即使成功找出了「暴君」,也往往無意探討暴君得以起作用的歷史條件與結構因素,歷史的「真相」反而難以深入挖掘,無法被全面認識。

所謂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不能忽略當時台灣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不能不考慮國際因素的介入,尤其不能不認識到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正處於結構性的崩壞,更面臨歷史性的劇變。如果我們讀讀戒嚴時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前立法院長梁肅戎的回憶,當可發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東北的實況,和台灣當年如出一轍︰同樣的貪污腐敗、派系傾軋和對「受奴化教育民眾」的歧視,這並非簡單化的「中國vs台灣」、「外省vs台灣」所能夠全面解釋的。

近來年,在二二八事件歷史詮釋爭奪戰中,另一個突兀景象是馬英九「官逼民反」論遭到某些方面的大力否定。或許馬英九的解釋仍有不足之處,但「官逼民反」論一方面承認了「官」的錯誤,一方面肯定了「民反」的正當性,並非僅是統治者的自我辯護。事實上,戒嚴時期海內外反對陣營的二二八歷史解釋不正是官逼民反、人民抗暴嗎?

這種現象的產生或許和二二八事件的「菁英無辜論」有相當關係,在二二八時的民眾反抗中,許多上層仕紳菁英並未參與抗暴,卻在國軍來台後遭到屠戮,既然未「反」,所以無辜,更沒有「官逼民反」的問題。近年來,無論是平反運動還是歷史研究,似乎都把焦點集中在這些純良的「消失的台灣菁英」身上,至於挺身反抗暴政的工農小市民、青年學生,卻早已失去了歷史發言權。

二二八事件和當時中國各地發生的類似抗爭一般,都是反對國民黨金權與專制統治的民眾反抗。在事件之後,台灣民眾也不是如主流論述所稱從此全面噤聲,從而陷入數十年的悲情纏繞,反倒是持續地進行組織與鬥爭,由此也才有了後來的白色恐怖鎮壓。只不過,在不同時期由於不同的原因,台灣民眾的反抗史被忽略、被扭曲,更乏人從民眾立場深入檢討抗爭失敗的緣由。

不管是「暴君決定論」,還是「菁英無辜論」,都是二二八歷史論述菁英化的具體表現,而且是經由政治之手,把已經被新史學論述驅逐出場的舊史觀,重新拉回政治與學術的中心位置。這樣的菁英論述,既割裂了歷史,也澄清不了事實,二二八事件真相之釐清,大概還需要有識者持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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