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董恆秀

 

嚴震生先生在〈「芬蘭化」的歷史經驗與兩岸關係發展之比較〉一文裡提出,冷戰期間芬蘭在加入國際組織前先取得蘇聯的默許,然後才有行動,此種看似扈從的作法卻是讓芬蘭能有效參與國際社會的策略。因此他建議,台灣在爭取國際空間方面應直接與中國領導人接觸,取得諒解,如此才能獲其他國家支持,進而參與國際組織。此一論點值得分梳。

 

「芬蘭化」(Finlandization)一辭出自西德時期德國政治人對芬蘭附和蘇聯的貶語。不過根據在芬蘭居住超過50年,被芬蘭前總統Ahtisaari (2008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授與騎士爵位的英國語言學家Richard Lewis在其Finland, Cultural Lone Wolf 一書裡所指出,這毋寧是誤解多於實況的描繪。

 

 

二戰其間兩次與蘇聯交手的冬戰與續戰讓芬蘭這樣一個當時人口不到五百萬的小國遭致難以承受的人員傷亡:65,000人死亡,158,000人受傷。再者,與一個邊界長達1324公里的強權為鄰,戰敗後需償付約佔全國總生產額5%的鉅額賠款(至1952年方賠償完畢),割讓全國約1/10的土地,而所割讓的土地極大部分是東卡列里亞地區,致使不願當俄國人的42萬卡列里亞人向芬境大遷徙,同時國境內又有蘇聯駐軍(至1956年方全部撤退)。

 

在這樣的情況下,芬蘭採取的策略是向蘇聯說服讓芬蘭保有可接受的防禦能力是蘇聯最大的利益,亦即,其武力足以抵抗欲借道芬蘭攻打蘇聯的第三國的攻擊。

 

除了上述原因,加之鑑於1948年捷克的遭遇,芬蘭與蘇聯在當年簽訂「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此條約確保了芬蘭保存實力與主權獨立的準則。而Paasikivi-Kekkonen Line,即謹慎自制的路線,則是芬蘭對此條約的實踐。Paasikivi1946-1956擔任總統,繼任的Kekkonen當政長達26(1956-1982)。他們兩位,特別是Kekkonen對蘇聯如狐狸般靈活的外交手腕,使芬蘇關係穩定。

 

與蘇聯維持穩定關係的同時,芬蘭於1955年加入聯合國,1961年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1973年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訂海關協議,1989年成為歐洲委員會的一員。

 

「芬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第一條明文提到,若德國或其盟國欲借道芬蘭領土,針對蘇聯進行軍事攻擊時,芬蘭願承擔責任擊退侵略,必要時蘇聯提供協助,或與蘇聯共同行動。此條約與具現此條約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被視為是卑屈於蘇聯的扈從政策,「芬蘭化」一辭於焉產生。

 

若芬蘭真是如「芬蘭化」所指的,政府的決策透過未明說、漸進的過程,導致國家主權有形無形漸漸流失,那麼芬蘭應該像當時淪為蘇聯附庸的東歐國家一樣,失去自由與尊嚴,為非民主國家。實情是她與北歐其他國家相似,卻沒有與東歐共產國家共通之處。為什麼?

 

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戰敗後的芬蘭百廢待舉、物資缺乏、財政困難,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大的運用、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考驗著芬蘭政府的智慧。芬蘭人口少、地處邊陲、又無豐富的礦產,所以優秀的人力資源非常重要,因此教育投資為第一要務。

 

1960年代末期向瑞典取經,1970年代全面啟動教育改革,由於方向與由下而上討論的方式正確,改革成效卓著,成就高品質教育,培養許多誠實、務實又富想像力的人才。

 

而在政治體制方面,芬蘭人深信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同時政府與民間也願坦誠面對1918年血腥內戰所遺留的傷痕,進而和解;在這方面芬蘭的小說家與藝術家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歷史小說Linna1950年代末期分別推出《無名士兵》與《在北極星下》三部曲,貢獻最大。而芬蘭人普遍對森林感激的態度與夠用就好的信念,也是芬蘭的重要資產。冷戰期間的芬蘭就是這樣一步步造就鮮明的芬蘭特色。

 

以這樣雄厚的內政基礎,加之各黨派的共識與民眾的體認與支持,芬蘭政府才有實力、籌碼與蘇聯周旋,進而平起平坐。冷戰期間,芬蘭先取得蘇聯默許再加入國際組織,並不是用叩頭的奴僕態度。芬蘭雖然戰敗,但蘇聯也因入侵芬蘭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強權蘇聯不敢輕看小國芬蘭。

 

事實上從史達林以降到布里茲涅夫,蘇聯領導人並未以看待東歐的方式看待芬蘭。同時芬蘇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而兩國的語言也不一樣。

 

反觀兩岸關係,中國不但主張一個中國,還視台灣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更且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法,提供其武力攻台的法源基礎。而台灣內部對中國看法分歧,有不少人仍自稱是中國人(不會有芬蘭人自稱是蘇聯人),無法像芬蘭一樣凝聚共識,口徑一致對外。因此將冷戰期間芬蘭對蘇聯的外交模式套用到台灣對應中國,並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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