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是諾貝爾獎公布的月份,而2016年第一個公布生理學及醫學獎項,2日公布由日本生物學者大隅良典教授單獨獲獎,成為第4位獲得該獎項的日本學者、第25位榮獲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也是日本繼1949年湯川秀樹(物理學獎,第一位獲獎的日本人)、1987年利根川進(生理學及醫學獎)之後,事隔30年後再次出現的一人單獨獲獎的科學家。

當日本第二次連續三年有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新聞搶占台灣媒體版面時,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恰巧在媒體上提出了”沒有「基礎研究」何來「創新經濟」”的評論,兩則報導或許正說明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為何永遠轉不過來的關鍵原因。

說到臺灣諾貝爾獎的獲獎,有些年輕朋友或許不知道,唯一一位真正出生於台灣並完成高等教育的諾貝爾獎得主,就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而他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年份是1986年,距今恰好30年。這段期間內,日本出現了8位物理學、6位化學獎與4位生理學及醫學獎,共18位科學獎的得主,占了歷年日本22位自然科學獎得主的八成以上,即使扣除獲獎當時已經轉為美國籍南部陽一郎、中村修二教授,總獲獎人數仍僅次於美國、英國,高於德國、法國,名符其實的成為了近代基礎科學研究「亞洲第一強國」。

相較之下,臺灣這三十年間不僅未能再出現任何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連號稱最接近諾貝爾獎的原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先生,都在浩頂公司的解盲失敗、內線交易案的爭議中黯然辭職下台。雖然生技產業的炒股事件未必會損及翁啟惠教授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但到目前為止,臺灣科學家們的基礎科學研究成果仍未能有足以讓諾貝爾獎的評審們肯定的表現,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相較於李遠哲、翁啟惠兩位前後任中央研究院長博士學位與其重大研究成果發現多在美國開展,日本的基礎科學成就不只是獲獎人數多、在三大領域均有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獲獎日本出身的科學們只有三位是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絕大部分都是「和製」博士,而其獲獎的研究發現或理論大多是在日本研究機構所完成。

高純度日本製造的基礎科學成果,讓一直把日本視為假想敵、至今仍未出現過任何一位諾貝爾獎科學類得主的韓國,總是在每年十月諾貝爾獎公布後,媒體就開始對韓國的科學發展政策進行批判,但臺灣對諾貝爾獎總是把它當成國際消息快訊,報過就算了,甚至把焦點放在獎金或是八卦消息,似乎很少人在思考過為何臺灣沒有再出現諾貝爾獎得主。

正如台大物理系林敏聰教授所指出的,臺灣的R&D (research & development)只重發展不重研究。當一個國家沒有自己關心且長期持續投入的基礎研究時,就很難產生足以撼動全球產業的激進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甚至要持續不斷地進行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都相當困難。當臺灣政府在八零年代把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視為重點扶植產業、讓產業結構朝特定產業傾斜的那一刻開始,就業機會與職涯發展讓電子機械、資訊通訊科系成為了年輕人的第一志願,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科學科系在人力、財力均無法獲得政府與國人的重視,自然也就難以培養出足以飛越技術峽谷的基礎能力,只能等待美日等基礎研究領先國家的技術移轉、在製造代工困境找尋生機。

日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認清了基礎科學對創新的重要性,由東京、京都大學等國、公立大學研究所以及1917年設立理化學研究所,先持續不斷地傳承累積日本的基礎科學研發經驗與能力,再藉由人才的產業吸收、有效的產學合作制度,釋放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研發能量,成功搭起了跨越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橋梁,才能讓日本在國際間有著眾多的產業創新成就。

當今政府的許多產經幕僚期盼政策能夠帶領臺灣產業能從「效率驅動」升級為「創新驅動」時,卻很少人提到如何打造「創新驅動」所需的社會發展體系。當日本花了「一世紀的時間」才在需要極長時間檢證的基礎科學上真正與歐美國家平起平坐,總是追求即效性、本益比、性價比的臺灣,長期忽視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要真正達到創新驅動,恐怕得要等到第一位台製諾貝爾獎得主出現的那一刻。

本文作者:葉懿倫 青平台基金會慕哲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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