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來的是語言：漢娜鄂蘭專訪(下)
鄂蘭：沒錯，在那裡我說：「此一人情在解放、自由的那一刻就不復存在。」你看，這也一直在我們身上發生。
高斯：妳不要恢復原狀嗎？
鄂蘭：不要。我瞭解為了自由人要付出代價，不過我無法說我喜歡這樣的付出。
高斯：鄂蘭女士，妳是否覺得有義務出版妳從政治/哲學觀察或社會分析所學到的？或妳對妳所知有保持沈默的理由？
鄂蘭：這是個很難的問題。它是在整個關於艾希曼這本書的論戰裡我唯一有興趣的問題。不過這是個我不說就不會被提起的問題，也是唯一真正嚴肅的問題，其他都是宣傳泡沫。所以，「讓真象被說出，縱然世界可能毀滅」。不過艾希曼這本書事實上並未碰觸引言裡所說的。這本書真的沒有危及任何人合法的利益，只是被想成會有危害。
高斯：妳要開放什麼是合法的問題讓大家討論。
鄂蘭：的確是這樣，你說的沒錯。什麼是合法這個問題依然開放討論。我所認為的合法可能與猶太組織的認定不同。不過讓我們承擔真正的利益正瀕臨危險。
高斯：人可能對真相沈默嗎？
鄂蘭：我可能嗎？可能！可以確定的是我可能會寫。有人問我，若我預料到一件事或另一件事，我是否對艾希曼這本書會有不同的書寫？我回答：不會。我面臨的問題會是寫或不寫。畢竟人是可閉嘴不談。
高斯：沒錯。
鄂蘭：人不總是需要說話。不過我們現在面臨在十八世紀稱為「事實的真相」的問題，這確實關乎事實的真相，無關意見。大學裡的歷史科學在於守護事實的真相。
高斯：它們並非都是最好的。
鄂蘭：的確是。它們瓦解了，被國家控制。有人曾告訴我一位歷史學者這樣評論一本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書：「我不想讓這個破壞我對那樣一個精神昂揚時代的記憶！」那是一個不知自己是誰的人。實際上他的工作在於守護歷史真相。我們知道守護布爾什維克的歷史者非常重要，那裡的歷史每五年重寫一次，而事實仍無從知道。他們或許會遭遇這樣的情境：有這麼一位托爾斯基，是我們要的嗎？是政府有興趣的嗎？
高斯：這些歷史學者或許有興趣，不過他們有權力嗎？
鄂蘭：他們有權力嗎？他們似乎不相信他們有，否則他們根本無法忍受那些大學。甚至國家對真相也會感興趣。我不是指軍事秘密，這是另一回事。這些事件發生已約有二十年，為何人不應說出真相？
高斯：或許因為二十年依然太短？
鄂蘭：許多人這樣說；其他人則說，經過二十年後，人不再能瞭解真相。無論如何，總有著對洗腦的興趣，縱然那不是一種合法的利益。
高斯：妳比較喜歡真相？
鄂蘭：我會說是公正。
高斯：同樣適用被征服者？
鄂蘭：對！
若沈默的歌聲是
為被征服的他而唱，
我自己將為海克特作證。。。。
是這樣沒錯吧？那是荷馬寫的。接著是西羅多德，為「希臘人與野蠻人的偉大作為」代言。所有科學來自此一精神，甚至現代科學與歷史科學也是。人若無法公正是因為他假裝如此愛他的民族，以致長期對他們盡諂媚式效忠，那就沒什麼事可以做好。我不認為像這樣的人是愛國者。
高斯：在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人類的處境》如此做結論：現代時期已然廢黜那種把政治視為首要的感覺。妳指出現代社會現象表現在大眾的失根與寂寞，以及某類人的成就感得自在勞力與消費過程中找到滿足。對此我有兩個問題。首先是，此種哲學知識多大程度依賴個人經驗，使思考得以進行的是個人經驗嗎？
鄂蘭：我不認為若無個人經驗思考可以進行。每個思想都是事後的想法，也就是說，對某些事或事件的反思。我身處現代世界，很明顯的我的經驗是在這個現代世界裡以及關於這個現代世界。不過勞力與消費具關鍵的重要性，因為那種無世界狀態是以此來界定其自身，他們不再在意這世界長得什麼樣。
高斯：「世界」一向被瞭解為做為引發政治的空間。
鄂蘭：我現在對它有更廣泛的理解，那是一個事物成為公共的空間，人生活其中，而它也必須看起來像樣。在其中藝術出現，所有種類事物出現。你記得甘迺迪斷然嘗試擴大公共空間，藉由邀請詩人與其他遊手好閒的人到白宮的作為？如此全部都可屬於這個空間。不過，僅是勞力與消費，人終極上是拋回自己。
高斯：拋回生物性。
鄂蘭：拋回生物性與他自己。在那裡你與寂寞形影不離，一種特有的寂寞在勞動的過程出現。我現在不能深入這點，因為會走太遠了。不過這種寂寞是因為人拋回自己而有的，因此事物的狀態會呈現消費取代所有真正相關的活動。
高斯：就這點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妳在《人類的處境》的結論說「真正以世界為參照的經驗」——你指的是最高政治意義的洞見與經驗——「越發從一般人類生活的經驗地平線退縮」。妳說在今日「行動的能力僅限於少數人」。就實務政治觀之這是什麼意思？一個政府的形式至少在理論上是立基於所有公民的合作責任，在這些情況下多大程度已變成一種虛構？
鄂蘭：關於這點我想稍做釐清。沒有能力如實參照世界不限於大眾，而是擴及社會每個其他層面，甚至包括政治家。政治家被一群專家包圍，職此，行動的問題就落在政治家與專家之間，而政治家要做最後的定奪。他必須聽從專家的建言，而這些專家原則上必須要有不同的觀點，而他要在之中作判斷。此一判斷是一個高度神秘的過程——過程中常識被凸顯。以群眾做考量，我的看法如下：無論在哪裡，只要人聚在一起，不管數量多少，公眾利益是主要考量。
高斯：恆常如此。
鄂蘭：而公共領域就形成了。在美國依舊有許多臨時性協會，任務完畢就解散。這類協會德·托克維爾早就描述過，你可以從他所說的看得很清楚。有些公共利益關注的是特定的一群人，可以是鄰里，甚或只是一個家庭，或一個城市，或一些其他種類的團體。這些人集會，他們很會處理這些事務，因為他們能加以統觀。處理問題，你的目標是放在最高層次做最大的決定。相信我，政治家與街上的人原則上並無太大的差別。
高斯：鄂蘭女士，妳一直以來與妳的老師雅斯培都在進行對話，妳認為雅斯培教授在哪方面對妳的影響最大？
鄂蘭：在任何地方只要雅斯培站起來講話，一切都變得清澈明晰。我從未見過有誰像他那樣不保留、給人信任感、談話不設限。這讓年輕時的我印象深刻。此外，他將自由的概念與理性銜接，這對那時剛到海德堡的我可說聞所未聞。我雖讀過康德，但對此一無所知，可以說，我看到理性付諸行動。或許可以這樣說，我成長過程沒有父親陪伴，我受教於他這樣的風範。老天，我可不是要他為我負責，不過若說有誰成功灌輸我一些識別力，那就是他。我們現在的對話較之過去大不相同，與他持續對話是我戰後最棒的經驗。竟有這樣的對話！竟能以這樣的方式講話！
高斯：請允許我最後一個問題。在給雅斯培的頌辭裡，妳說「人文素養無法以離群索居獲得，也無法以出版個人作品具足。唯有將自己的生活與整個人投入公共領域的冒險，方可企及。」「投入公共領域的冒險」是雅斯培的話，那它對漢娜鄂蘭是何意義？
鄂蘭：我對投入公共領域的冒險意義很清楚。人以一個人將自己暴露在公共的光環。雖然我不認為在公共領域現身與行動要很自覺，不過我也知道，在每個行動裡人展現了一次性的此時此地。講話也是一種行動、一種冒險。另一種是我們發動某些事。我們將自己的繩線織入關係的網絡，會有怎樣的結果我們從不知道。我們全都被教導說：求主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此一說法適用所有行動，因為人無法知道，這就是冒險的意旨，而使冒險可能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信任很難予以系統性表達，卻是根本的，是人類的人性面。若不是這樣，此種冒險無從進行。
註：紐時在2013年12月31日刊出的一篇艾未未專訪，其中問到艾未未的護照被中國政府沒收，他是否有被與世界砍斷所帶來的寂寞感？艾未未回答：我不感到寂寞。從藝術感受而言也不覺得有諸多限制，因為基本上我的藝術處理的是限制。重點是這種伴隨著每給中國人生活的不確定感。沒有人對社會或法律有堅定的信仰或信任，這樣是無法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因為所有文明社會是建立在基本價值與信任上。若無信任，則無文明。信任提供權力的合法性。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3/12/31/q-a-ai-weiwei-on-creating-art-in-a-cage/?_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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