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學生不服從」主要是討論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關學生運動或校園事件，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所發揮的觸發及推動的功能。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學生一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已經在台灣近代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一頁。
先針對台灣學生運動的特色，做個人意見的陳述。台灣學生運動的特質就是「由外而內」，「由外而內」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討論，第一個層面，就是針對外界的重大政治或社會事件，學生試著積極參與或加以改造，再把這股力量帶到校園，成為運動的後勤支援。第二個層面，就是台灣的學生運動或校園事件，常由外界(外國留學生)先掀起運動高潮，台灣島內的學生加以響應，繼而重新在島內掀起高潮。「由外而內」這樣的性質將是貫穿「學生不服從」節目的主軸。
本次要討論1920年代初期，當時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經過1915年「噍吧哖事件」武力抗爭徹底失敗後，台灣的反抗運動爾後就很少進行武力抗爭，轉而從事非武裝反抗運動。而非武裝反抗運動的主要特質，是以1895年以後出生、受教育的年輕世代，也就是受到日本現代但卻是一種殖民教育的年輕人，帶領台灣的反日本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運動走入另一個方向。
日本政府在統治初期，台灣島內只有初等教育或是職業教育設施，缺乏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而在職業教育當中，「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國語學校」是當時台灣兩個最高學府，簡單來說，當時台灣的菁英，不是當醫生、就是當老師，也是當時殖民地人民最好的出路。也因為台灣的升學管道非常狹隘，台灣人與日本人子弟的機會不均等，所以有錢、有能力的人就紛紛到日本去留學。
早先，能夠到日本留學的以富家子弟為主，通常到日本師長或官員所推薦、介紹的寄宿地方，可是隨著留學生的快速增加，與台灣總督府關係密切的東洋協會，於是在1912年建造了留學生宿舍「高砂寮」。建造「高砂寮」的好處是便利學生寄宿，但集中管理後，不免也有監視、規訓台灣留學生的作用。雖然被監視、規訓，但台灣的留學生到了國外，見識到了全新的世界，「自覺意識」也慢慢崛起，所以隨著人數增加，集會、結社的團體也慢慢成立。
首先，1915年在東京成立了「高砂青年會」，獲得霧峰林家林獻堂的支援，林茂生、蔡式榖、陳炘相繼擔任各屆會長，後來進一步在1920年7月改組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成為推動後來幾個活動的重要組織。
「高砂青年會」改組為「東京台灣青年會」之前，另外一個重要組織「新民會」在1920年1月11日成立，「新民會」是由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於1919年開始組織的第一個政治運動團體，其目的在於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台灣同胞幸福。它的前身「啟發會」，以旅日台灣留學生蔡式榖、林呈祿、吳三連等人為核心，加上部分旅日台灣士紳，使「啟發會」很快就改組為「新民會」。「新民會」幕後出力出錢最多的是台中清水的文人蔡惠如，但他是一位很謙遜的人，自願居於副會長，把會長讓給林獻堂。
而在「新民會」中比較活躍的有彭華英、蔡培火、王敏川、林呈祿等人，而這些人都是台灣在日治時代，重要的政治、社會運動改革者。不過，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立場各異，後來也導致1920年代中期「文化協會」的分裂。
在「新民會」成立大會上，訂定三個決議目標，分別是「為增進台灣同胞之幸福，開始政治改革運動」、「為擴大宣傳，發行機關雜誌」、「尋求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第一項工作就是「六三法撤廢運動」的推動，時間是1920年11月28日，「新民會」留學生大約二百多人聚集在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教會，討論如何改善殖民地台灣的處境，現場氣氛熱烈，講壇上豎著「廢除六三法」的旗子，蔡培火等人主張「給我們自治權」、「撤廢六三法」；也有人提議「到帝國議會及台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示威遊行」。
可是另一方面，部分人士包括明治大學畢業生林呈祿提出異議，認為「一旦撤廢六三法，等於同意帝國議會的法律在台灣施行」，「這豈不是放棄台灣的特殊性，贊同總督府的內地延長主義？」結果導致議論紛紛，當天意見不一，無法做成結論而散會。確實撤廢「六三法」會讓台灣陷入兩難處境，也就是如果要限制總督府總督專政，撤廢六三法，那就要一視同仁適用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但如果適用帝國議會的法律，就是承認內地延長主義，等於承認接受日本人的同化主義，但台灣青年人基本上是反對同化，希望能夠保持台灣的特殊性，所以變成無法忍受「六三法」，但如果撤銷「六三法」，也就立刻面臨帝國議會的法令全面適用於台灣的問題，陷入了不知如何是好的兩難。
後來林呈祿就提出了所謂「第三條路」，運用他在母國所學到的知識，提出不同以往的思考模式，主張強化殖民地參政權，由殖民地人民選出代表，組成議會，掌握預算與立法權，就可以制衡總督的行政權，如此，不但可以改善總督大權獨攬的弊病，也可以彰顯台灣的特殊性，並符合國際間殖民地自治的新潮流。林呈祿的想法後來被林獻堂所接受，拍板定案後成為後來很有名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從1921年開始到1934年為止，總計14年時間內請願了15次，就運動本身而言是功敗垂成，因為畢竟日本殖民政府不願意給殖民地人民太多政治權利，所以當然不可能成功。可是運動也不能說是失敗，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台灣的反抗人士學習了如何去溝通、遊說，所以雖然看起來是失敗的，但是運動本身還是有它一定意義。
「新民會」第二項決議的落實就是發行機關報《台灣青年》。《台灣青年》是在1920年7月創刊，蔡惠如提供了許多金錢上的協助。其中，彭華英在1920年8月發表了〈台灣有婦女問題嗎? 〉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工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但東洋社會，尤其是台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的必要。1921年5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這是最早由台灣人所執筆，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即使放到現在來看，《台灣青年》的內容還是相當先進。
第三點「尋求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這一點不管是蔡惠如、彭華英還是林呈祿，他們都有與中國政治人物往來，所以也執行了第三點決議項目。
整個1920年代，不管是「新民會」還是「東京台灣青年會」他們可以說開啟了台灣非武裝反抗運動的第一槍。
新民會目的在於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台灣同胞幸福。 圖：晏山農/提供
「新民會」第二項決議的落實就是發行機關報《台灣青年》。 圖：晏山農/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