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對於去年12月23日警方處理集會遊行活動時圈圍管束陳抗民眾並載至市郊「丟包」遭質疑濫權，要求台北市政府及內政部應儘速檢討改善。
監委王美玉、高涌誠今（8）日指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反對勞基法惡法修法、保障勞工權益」之集會遊行維序事件時，於當日晚間約11時左右圈圍陳抗群眾，持續管束至隔日凌晨，將民眾及已表明身分協助民眾之律師強制載至偏遠市郊「丟包」，引發各界有關警方濫權之質疑，核有失當，應檢討改善。
監委認為，該案因涉及人民集會自由之保障，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於7日下午審議通過由王美玉和高涌誠提出的調查報告，要求北市府及內政部應儘速檢討改進，調查意見指出：
一、 台北市政府因陳抗民眾於106年12月23日晚間違法占領交通要道，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用路人權益，於晚間9時50分授權台北市警局採取必要措施排除，該指示已考量社會大眾權益及陳抗民眾意見表達之均衡維護，尚無疑義；中正一分局廖材楨分局長綜合現場全般狀況，經舉牌4次後決定強制驅離現場群眾，且因當時客觀上抗議民眾仍有流竄持續占據幹道、推擠員警及聲援等情事，故於晚間11時許圈圍管束部分民眾至隔日凌晨，其目的在避免抗議群眾合流滋事，亦無重大明顯的裁量瑕疵。
但隔日凌晨0時45分後，市區主要幹道交通已恢復順暢，整體抗爭態勢收歛，而被圈圍的民眾已顯勞頓，一再要求自行離去，加以現場非屬管制區，客觀上無發生立即或重大危險之虞，但警方拒絕與民眾溝通，協商採取有效的解散方式，逕於深夜強制將民眾載至偏遠市郊「丟包」，引發各界有關警方濫權之質疑，核有失當，應檢討改善。
二、警方將現場抗議群眾以優勢警力圈圍，再以警備車強制帶（載）離陳抗現場，分頭丟包，為近年來警方處理重大集會遊行活動的新模式。此類措施雖較高壓噴水、警棍強制驅離之侵害性為小，惟其非僅消極要求人民解散或禁止進入特定區域，而係違反當事人意願，相當時間拘束陳抗者的行動自由及將之強制帶至另一空間，對於人身自由的干預程度較大，已屬憲法第8條「逮捕拘禁」之範疇。該警察措施不但執法依據有重大疑義，且適用之時機、要件、對象、帶離地點、救濟途徑等皆屬不明，各界迭有警方執行時流於恣意之質疑。內政部作為集會遊行法之主管機關，必須釐清其適法性，並宜藉由修正集會遊行法之時機，彙集各界意見，明確規範使用強制力之裁量標準，作為第一線警方的執法依據。
三、律師參與合法集會遊行表達意見，或在集會遊行現場提供法律諮詢及協助民眾保障其合法權益，若未涉及不法行為，符合律師法所定之保障人權、促進民主法治的職務目的，並有助於建立溝通協調管道，主管機關應予以尊重，不容將合法行使職務之律師視為違法陳抗者，恣意施用強制力。台北市警局以律師參與違法陳抗活動為由，強行將之圈圍、載離，未適度尊重律師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地位，核有未當。
四、近年來新型態的遊鬥式集會遊行活動增加，警方及主辦單位欠缺制約能力，且民眾集結及移轉凌駕警方情蒐及反應速度。警方為避免官署及交通要道被攻占，廣設拒馬阻材，調度大批警力進行長時間執勤，固屬不得不然的措施，然基層員警之勤務負荷過大。基於集會自由屬於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警政機關允應參酌國際人權規範之精神及司法院釋字第718號解釋意旨，以「溝通對話」取代「管制」，作為處理集會遊行的原則，並檢討現行封鎖管制範圍及警力運用之妥適性。
五、集會遊行法旨在規範公權力介入憲法人民集會自由的必要性及界限，該法雖賦予警察機關在集會遊行現場為相關處分及措施的裁量權限，但應受同法第26條比例原則的拘束。警政署認為舉牌「制止」前，必須先行「命令解散」；臺北市警局認為民眾在陳抗現場不能對警察強制措施表示異議，均有欠妥適，應儘速檢討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