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記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今天想談談野百合學生運動的影響，也很高興邀請到當時的校際會議代表，也是文化大學的核心參與者周奕成，他現在是位創業家，過去也長期在民進黨工作。談到野百合學運的影響，可以分成政治以及文化兩個部分，今天就先談政治部分。
三月學運的主要訴求就是國會全面改選，包括中止動員勘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等，都是國會無法全面改選、架空憲政的東西。此外，學生還有一個訴求就是「政經改革時間表」，可是經濟的部分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比較被忽略，核心訴求還是政治民主化的議題，某種程度我認為的確被實現了、被加速了。可能有些人會問，如果沒有三月學運，國會是否會全面改選？我認為，應該還是會，只是速度會比較慢，三月學運可以說是臨門一腳。至於李登輝是否因此得利？我想這不是三月學運參與者想要的，但政治有它自己的邏輯，也許李登輝如同許多政治分析家以及學者所說，「利用」了三月學運，把非主流派逐出，掌握了實權，也在台灣民主改革過程中，贏得「民主先生」的美譽，但這部分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社會運動本來就是在訴求一個改革事項，並非為了取得政治權力，誰取得權力不是我們所關心。
不過也有人問了一個很有趣的歷史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關鍵的力量不是民進黨？」因為民進黨是最早訴求國會全面改選，比學生還早，當時校園還是相對比較保守的，反而是黨外運動較為激進，許多學運份子也同時在參與民進黨的政治民主運動。我個人的看法是，民進黨比起學生有個「李登輝情結」，所以他們比較想幫助李登輝在主流與非主流的鬥爭中，安穩地獲得權力，可是學生沒有這種情結，因為我們要的就是制度改革，所以做了一個事後來看，其實是風險非常高的動作，也就是在有可能導致情勢更亂的情況下，發起了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我想這真的是一個歷史的幸運，運動和平收場，國會民主化也實現了，也加速了台灣的民主改革。
可是這場運動的影響，絕對不只是當時的政治訴求而已，我現在是一位社會運動研究者，比較能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這麼大一群五、六千個年輕人，加上看到電視或媒體報導被影響的，我認為這是一種集體的，因為運動成功而產生的效能感。也就是參與的年輕人認為參加了這場運動，真的推動了什麼，讓歷史往前走。這種信心讓很多人後來從事政治工作，沒有參與政治工作的也會對公共參與抱持正面看法，覺得做了就會有結果，而歷史也會因為個人的參與而向前或是停滯不前。也就是願意行動的部分，不只是在政治部門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人說的民進黨「野百合世代」，就包括今天的來賓周奕成。但有許多人其實沒有參與到政黨政治部分，而是在社會運動部門或是在媒體，持續參與公共議題，而且覺得個人參與會讓台灣的歷史更向前，公共生活更好。不管是在媒體改革、環境、婦女運動還是勞工運動，很多場域都有當時的野百合世代參與者，而我從一位研究者的角度來看，認為這對整個社會是很正面的事情，因為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很耗費心力的，公民越不參與，能量和品質就會越差。這些是比較看不到的政治影響，也就是更多人覺得在這場運動中被鼓舞了，改革是可能的，參與是會讓我們的公共生活、民主品質更好。
這個部分我想周奕成你後來成為政治工作者，當時也是民進黨內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後來又離開民進黨自行創業，你怎麼看三月學運的影響？
周：我想台灣的民主從80-90年代，可以說是不同的政治集團，彼此對於政治權力、資源分配感到不公平。簡單講就是1945年-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政權，以及1945年之前就在台灣生活的多數人，在戰後戒嚴體制下，長期受到壓抑和不平等待遇，所以台灣社會原本就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推動和追求平等與民主。另外則是理念的問題，國民黨其實一直都有民主的理念和口號，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所以在國民黨周邊也有所謂務實派與開明派，希望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而當時的民進黨是推動民主化的主要代表，當然民進黨的背後也有很大的社會能量，李登輝也是其中一個角色。
不過，當時民進黨被污名化的相當厲害，台灣許多人對民進黨感到害怕。學生的出現，其實學生的訴求沒有比民進黨更激烈，雖然比較理想化，卻比較沒有強烈的權力分配訴求，而學生運動也感動了很多人，讓台灣社會很多原本對民主改革漠不關心的人，因為看到這麼多年輕、稚嫩的面孔，他們不可能對權力有野心，只是希望社會可以更加民主、開放。因為如此，有更多人願意開始傾聽、甚至支持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訴求，可以說對當時民心的撼動相當大。所以說三月學運對台灣民主的貢獻很大，因為它感動了許多原本不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當然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也相當大，對個人來說，當時參與學運的人後來都成為很好的朋友，因為這個世代的人有共享的生命經驗，所以這些人一直到40、50歲，都還是覺得互相彼此了解得比較深，比起不在這個經驗範圍內的人來說，有更多共享的情感與想法。延伸到後來，這些人後來進入各行各業，都對台灣社會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因為年輕時是理想主義的人，就算後來因為社會現實或總總因素變得沒有那麼理想化，但是基本的態度還是存在。所以不管在各行業，都會是有影響力的進步力量，這是我的看法。
范：奕成剛才談到三月學運對整個世代的影響，其實我的觀察也很接近，我剛才只有點到政治、社會運動以及媒體部門，其實還有學界以及其他私人企業，像你現在也在民間創業，也希望把進步的價值帶到產業裡，我也看到各領域當時學運的朋友，都在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也覺得這部份很正面。你剛才沒有談到你覺得「野百合世代」在民進黨的影響。
周：在民進黨內對這些人的發展，基本上是有幫助的，因為野百合學運可以說啟蒙和動員了相當多青年，很多人後來就投入了民進黨，而當時的民進黨正在從草莽到快速發展的階段，所以需要很多知識青年的投入，很多人一畢業就到民進黨工作，也因為需要人才，所以機會很多。所以說學運世代對民進黨的成長也有很大的貢獻，因為短期內湧入許多有能力的人才。我常開玩笑說，當年你給我一枝筆我就可以寫文章，給我一支麥克風，我就可以現場演講，給我一台宣傳車，我就能開出去廣播，那時候學運出來的人可以說都是全才，可以做很多事情，也為當時的民進黨增添非常多的力量。
范雲表示，參加學運這些人後來進入各行各業，都對台灣社會形成一股正面的力量。 圖：邱萬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