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住美國的關係，我跟台灣的新聞件常常有八小時時差，主要是晚上睡覺我一定關機，早上起來再說。所以看到時，很多新聞事件己經由熱變冷，減少掉看垃圾新聞的機會，有時一忙，三四天後再看到都有可能。

這次世大運發生的紛紛擾擾，我因為忙著鴻海美國建廠的專題報導，等有時間細看，事件己由「煙霧彈」變成「王八蛋」。

我在網上 po 了個相關的文，推特長度的，結果馬上有朋友來反應，叫我別跟著瞎起哄，我承認我有一點。

因為我在熟朋友間是有名的 potty mouth，馬桶嘴，也就是柯 P 說的，該派清潔大隊來打掃那一種，所以「王八蛋」事件引起我莫大的興趣。

然後我再回溯去看事件發生來回的脈胳，這樣看新聞有個很大的好處，因為切入點與台灣大部分己跟了解事件全程的朋友會不一樣，完全的後見之明。

整個事件裡，我覺得最最不妥的，是反年改團體，用煙霧彈阻攘了世大運開幕儀式，我反感到認為，應採德國政府在面對納粹言論時的處理方式，先逮捕全面壓制，如果抗議團體有不同意見，認為是言論自由的表達，大家來打憲法官司。

我爸媽都是公務員退休，這次年改直接衝擊他們兩人的權益，年金改革議題絕值得討論，但抗議團體選擇的抗議方式，我完全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不是因為丟臉丟到國外，在民主社會裡，大家有不同意見是常態，但一個健康運作的民主社會，就在討論議題時，有沒有辦法有效溝通再取得妥協是最大關鍵。抗議是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但表達意見是為了最後能達成共識往前走，如果沒有妥協的準備，與法西斯有何不同？

反年改團體的激烈抗爭手段，是把緊張情勢昇高，將雙方妥協的空間變小甚至沒有。在台灣現今的政治環境來講，是又用了一個更極端的手段，把社會導引向一個更極化的方向。

這讓我想起美國極右勢力的簒起，對社會的傷害實在太大，所以連我這個一向把言論自由當神主牌的自由派思想鐵粉，都贊成有些言論及行動方式寧可在剛發芽時就消滅掉。

這次台灣社會對反年改團體用的方式，我覺得是有共識的，大部分人很反感，我一位很藍的朋友，都跳出來罵反年改團體，已從抗議團體昇級到「恐怖團體」。至於有沒有丟臉丟到國外，有朋友認為國外根本看不到世大運什麼報導，所以沒有丟臉丟到國外這回事。但我覺得有。

我舉個例子，我在 2004 年去報導威尼斯影展，開幕片是艾爾帕其諾主演的威尼斯商人，開幕儀式因主辦單位沒控制好時間，一再延遲，現場情緒已很鼓燥。等到終於要開場了，宣布了貴賓入場也就是艾爾帕其諾，結果艾爾走到貴賓席發現他的位子被坐走，主持人在台上宣布希望占位的民眾讓位被拒絕，因為是電腦錯誤，不是民眾坐錯。

結果大家僵在那裡好幾分鐘，艾爾的臉越來越臭，終於有人起身讓位給艾爾坐下，儀式才得以進行下去，在那幾分鐘裡很多國際媒體竊竊私語：「就只有在義大利有可能出這樣的事。」

這樣的評語對義大利當然不公平，這個事件可能在當時報導也不是很多，但老實說，這麼多年來，整個影展，我只記得艾爾，那張漲了通紅的臉及國際媒体們的耳語。(the guardian相關報導)

世大運開幕也是，也許上不了太多版面，但為了報導世大運來台北的國際媒體，鐵定很多年後，還是只記得「台北辦世大運，開幕選手進不來。」yeah，是丟臉丟到國外，但這事該負責的，不只反年改團體，台北市政府是因能力不足或經驗不足，都應該討論，這不該迴避。

任何國際集會，都該預期有抗議團體到場，你要宣傳，抗議團體也想要宣傳，如何攻防，是民主社會必做的功課。每次有中國領導人到美國，抗議團體都被隔到看不到現場的地方，這個操作非常尋常，但在民主打個折扣與國際集會順利舉行兩者之間，主辦單位得做抉擇。我希望有此例，將來各級政府在辦國際的 whatever 時，主辦單位會對抗議活動更小心應對。

但讓我也幫北市府講句話，台灣因國際空間小，辦大型國際賽事的經驗很少，經驗少又要辦得像樣，成本一定比較高，如果我們不給主辦單位資源，又要他們辦的十全十美，是又要馬好又不給吃草。

這是煙幕彈剛發生時的情況。然後發生了「王八蛋」事件，此時言論開始轉向，開始有很多同情反年改的聲音冒出來。

我前面說過，我自己是馬桶嘴，我當然理解罵髒話的種種優點，因為罵髒話是情緒表達，有些挫折感要精確表達，非用髒話不可。但我通常是罵自己，要罵別人也是私底下罵，但我在公開場合，絕對不以髒話罵人，again，罵人是溝通的一種方式，希望被罵的人會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但我的經驗是罵別人髒話，很少能達到這個目的。

柯 P 本來有民意在他那邊，罵了王八蛋之後，反而給反年改團體翻身的機會。本來己經被唾棄，現在被同情，我看了之後，非常扼腕。激進主張及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引起注意，在「煙幕彈」事件之後，就該讓反年改團體，引起的討論快快落幕，這樣將來才不會有樣學樣，讓同樣的激烈抗爭模式擴散出去。

但柯 P 一時激動罵了個「王八蛋」，現在網上討論年改一大堆，討論年改 ok ，但反年改團体用這樣手段達成目的，我覺得是「壞小孩得逞」，將來好小孩可能會覺得：「我為什麼要當好小孩？」

至於年改的議題，是個棘手的問題。在美國這會被歸在「entitement programs」，意思是有一群人認定這是我應得的福利及權益。

美國史上不管是在擴張福利或縮減時，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對政治人物來講，很難兩邊討好，美國的健保就是被歸在這一類，這一類議題，因為跟民眾息息相關，所以如果沒有拿到社會大多數共識，就會發生像美國這樣不同政黨上來便換掉前朝做法的現象，反反覆覆、浪費社會資源，但如果取得社會大多數共識，就會落實。

美國威斯康辛州在 2011 年，討論拿掉聯邦政府公務人員工會集體議約權時，引起翻天覆地的討論。（沒錯，威州的公務員可組工會。）。州長渥克一上任，就強行通過了 Act 10 十號法案，拿掉了公務員工會許多福利及權益，還有非常重要的集體議約權（collective bargaining)。

工會沒有了集體議約權，等於是拿掉了牙齒的鯊魚，攻擊力大減，也就是 ACT10 把不但現有很多權益被拿掉，將來因沒有了集體議約權，還有可能進一步被拿掉更多權益。當時威州公務員獲得許多美國全國勞工團體全力支援，出現近七萬抗議人潮，但威州當時已是共和黨主政，強行通過這個法案。

兩年前，威州再討論有權工作法案（ right to work ）時，這是設計來進一步弱化工會的法案，來示威的只剩兩千人。

如今威州拿到鴻海來建廠的第一張門票，很多專家認為如果威州還是七年前，工會非常強勢的威州根本不可能被考慮，勞工權益的問題這次根本很少被提及，這是因為在全球化之後，以製造業為主的威州景氣很差，工會為保障工人權益而產生，但沒了工廠、沒了工作，工會要保障什麼權益呢？

威州主流民意是意識到這一點的，所以在砍工會、砍公務員權益時，因為社會有了共識，被砍了權益的這群人是很不爽，但不會在短時間裡被拿來反覆的談，就算提也沒人支持，但將來威州景氣變好、就業率高、勞工意識會再抬頭。

在台灣年金改革也是，如果民意是一半一半，那就會不停的有各種團體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想盡辦法，提出討論，這個議題我們永遠無法擺脫。

就算小英政府現在橫柴入灶，將來還是會被翻出來，但若大部分民意己成，那反年改團體的抗爭擴散不出去，會自然消滅，這是我為什麼認為社會要達成共識，比走那個方向更重要，因為達不成共識，我們永遠在原地打轉。

也就是為了同樣的前提，我堅決反對年改團體的抗議模式，因為它殺掉了民主社會裡，理性討論拿到共識的空間，同樣的前提，我認為罵「王八蛋」是沒有效率的行為，因為它也減慢了社會理性討論達到共識的速度。

髒話留著罵自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