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那一輩會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但對我們這一輩而言，香港是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們生長的地方，我們所愛的地方」。雨傘世代的黃之鋒說，「我是香港人，香港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黃之鋒自認是香港人，也是華人，卻不是中國人，原因是「中國人」這個詞，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在黨國不分，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操控了。

1996年10月13日出生的黃之鋒，在他1歲生日之前，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大陸。他幾乎是在北京當局所說的「香港『回歸』」後成長的年輕世代。

20歲出頭的黃之鋒，外表斯文瘦小，看起還像是個高中生，但早在2012年就曾發起學運，走上街頭，反對國民教育「洗腦」，2014年參與「和平占領中環行動」，被國際財經雜誌「財富」評選為香港雨傘運動領袖。

黃之鋒2016年發起成立「香港眾志」，主張「民主自決」，希望爭取港人2047年「前途自決」的機會。

傳統香港人崇尚務實主義，重視繁榮與安定，走上街頭爭取自決的雨傘世代似乎有著完全不同的面貌。黃之鋒接受中央社專訪時侃侃而談新世代對於香港的感情、這片土地的認同以及為何走上街頭抗爭的強大動力。

問：香港主體意識近幾年蓬勃發展，你似乎跟傳統的香港人不太一樣，傳統的香港人比較務實，你又是在1996年出生的，你怎麼看？

答：上一代的香港人是啦，但這一代的香港人其實也挺不同的。例如香港30歲以下支持雨傘運動差不多有70%至80%，至少有70%，大家比較支持民主的一邊，不會支持北京那一方，現實就是如此。

因為年輕一代的我們會覺得上一代是英移僑的一代，覺得繁榮安定最重要；但對我們這一代而言，民主自由這些價值其實與利益或薪水多不多同樣重要。

上一代人沒有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感，我父母那一輩會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面對什麼危機、不穩定就離開香港。例如在1980年代，約30年前，差不多有100萬香港人移民去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

但對我們這一輩而言，香港是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們生長的地方，也是我們所愛的地方，而且我們這一輩也沒有錢離開香港，哪有錢啊？所以我們很希望在香港，這個我們很有認同感，或你們說很有「主體意識」的地方。

問：現在香港的年輕人與傳統認知的香港人形象差異很大，這樣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形成的？

答：青年人在現在的體制下看不到希望，這也是目前全球所面臨的問題。20年前的大學畢業生薪水與現在大學畢業生薪水一模一樣。

有人說大學生薪水不高是因為大學生太多，但香港相較全世界發達國家而言，是大學生比例最少的地方，每年只有20%左右的高中生能進入大學，與台灣當年一樣。

我們父母親那一輩會說發展「知識型經濟」知識很重要、學歷很重要，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我們的政府不願意投入更多資源發展教育，不願讓更多青年進入大學。

過去我們會認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現在香港卻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我們的商業市場僅是面向中國大陸並非面向世界。年輕人會覺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

另一項與過去不同的是，年輕人擁有網路、社群媒體。我們所了解的是香港有我們自己的文化，而我們更面臨北京的干預、壓迫，操縱、影響香港。

不僅在經濟方面許多香港產業為了賺錢必須面向大陸市場；在生活上，越來越多簡體字取代繁體字，香港政府希望學生使用普通話學中文，而非使用廣東話；香港許多明星歌手會為了進入大陸市場而不願說真話。我想在台灣也有一樣的情況。

問：香港眾志主張民族自決而非主張港獨。你認為你們的「國族認同」是什麼？你覺得「中國人」與「香港人」區別在哪裡？

答：我覺得我是香港人，也是華人，但我不是中國人，原因是「中國人」這個詞，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在黨國不分，一黨專政的情況下操控了。

當然，「中國人」這個身分認同，如果不能讓在「中國」土地上居住的居民定義，而是被中共自行定義與自行建立，那我們當然不會有認同。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也不願讓我進入中國大陸，我又怎麼會有身分認同呢？

我去泰國、馬來西亞時，也面對當地政府表示受到中國政府的「建議」而將我拘留或不讓我入境。所以當我在泰國的機場一下飛機就有警察將我拘留了12小時，並扣押護照。將我釋放後，中國外交部與使館還發表聲明表示尊重泰國的決定。

這樣我當然不會有認同感，這一切都是中國安排的事。所以，我覺得中國因素、北京干預、中國威脅，已經不只在中國管制之下的中國大陸與香港，例如在服貿協議所影響下的台灣，東亞地區的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同樣面臨中國的影響。

問：從香港1997年主權轉移後，北京祭出許多惠港措施，包括開放陸客、簽署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你覺得成效如何？

答：開放陸客對一般香港人並沒有好的影響。香港的年輕媽媽買不到奶粉給自己的孩子，因為全都被陸客買走了。對這些媽媽而言，有什麼比奶粉更重要呢？大人不買某些食品，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替代，但嬰兒沒有奶粉該怎麼辦呢？

香港除了奶粉買不到外，住宅區每天也都會湧入大量自由行的陸客購物，也使住宅區的超市、便利商店減少販售日用品，反而大量販售巧克力等觀光客才會購買的特產。

對我們來說，如果經濟成果不能讓香港普羅大眾分享，簽署CEPA、開放自由行其實也沒什麼用。開放這麼多陸客來，但卻不改善香港結構性問題，作用也不大。

問：過去20年來有許多來台念書的香港僑生，他們會說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會遠大於說自己是「中國人」。但這幾年間，是否就如同你所說的「經濟成果無法為全民共享」，所以雖然北京當局提供香港許多經濟成果、紅利，反而讓香港人身分認同、主體意識提升？

答：是啊。而且香港面對的不僅是中國因素影響。在社會體制上，香港人很強調「大市場小政府」所有中間偏左的措施都尚未落實。例如台灣在爭論「一例一休」，香港則是至今都沒有標準工時；台灣在討論年金改革、國民年金、退休金等問題，香港是至今都沒有退休金制度。

此外，香港同樣面臨少數有錢人擁有大部分財富的財富分配不均問題，「板間房」等居住不正義等問題。

香港面對的問題是，在現在的體制內，政府不願意改善這些問題。就算香港GDP（國內生產毛額）這麼高，但連最基本的社會福利也沒有，根本不會得到人民的尊重、支持。

所以當我看到台灣在討論這些政策時，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能討論這些政策，因為香港連這些政策都不存在。

問：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否會讓一般香港市民意識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反而對言論掌控更加嚴格？如果沒有這起事件，習近平主政對香港民眾而言是否沒有那麼深的感受？

答：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個轉捩點。過去我們會說，香港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地方，但現在是沒有民主之道，自由也會慢慢減少。

問：中共承諾香港50年不變的政治局勢，你怎麼看香港未來這20到30年?

答：我最擔心的就是50年不變之後，從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未來這30年要如何做好準備。

我們主張的自決就是香港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無論是主權或是憲法，這是不容易的事，但就看現在開始的30年如何落實與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