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國史》是一本險些被扼殺在抽屜中的著作。香港出版人鮑樸曾對媒體披露，他在出版此書的過程中，合作多年的香港某印刷廠拒絶印刷，發行方面亦表示有困難。印刷廠和書店都不跟他合作，他處於產業鏈中間，上面拒印、下面拒賣，香港的出版自由已經崩壞。後來，鮑樸找到一家小型印刷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讓此書問世。那麼，共產黨當局為什麼會害怕這本書呢？
迄今為止，沒有一個中國作家寫出一部堪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這是讓中國知識人感到羞愧的事實。然而，即便不能修建一座當代中國的哭牆，也可以先冶煉出一塊小小的馬賽克。身在中國的作家、記者袁淩頂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完成了《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這是一部另類的、微縮版的當代中國政治史，倘若法國思想家福柯還在世，讀到本書中的材料，其監「禁與規訓」的理論或許會更加豐富與深邃。記者及報導文學作家錢鋼評論說：「在對秦城監獄本身考察的詳實度和準確性上，現有的著述無出其右。」今天中國的讀者，與其去讀那些漏洞百出的盜墓和穿越題材的小說，不如讀這本以口述史和文獻研究的方式、耗時十年寫成的《秦城國史》。
中共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秦城是一座蘇聯式的監獄。中共從國民黨那裡奪得天下，並非單單靠自身實力，而離不開蘇聯「老大哥」明裡暗裡的幫助。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迫不及待地赴莫斯科朝拜史達林，簽署賣國條約，討要經援和技術。蘇聯第一批援建中國157個大型工礦、軍事、交通等項目，對外公佈156項——雙方有意掩蓋的一項，就是秦城監獄。據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的秘書邢俊生記載，秦城監獄從建築圖紙到管理制度，都由蘇聯人一手規劃和傳授，它是蘇維埃體制與人民民主專政的混血產兒，是按照「社會主義模範監獄」理念來建造的特殊項目。果然，在以後的歲月中，秦城監獄的地位和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一座監所，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囚徒從中越獄。
秦城監獄的囚徒當中少有無名之輩，它關押過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從最初的國民黨高級戰俘杜聿明和沈醉等人，到作為該監獄始作俑者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以及前後擔任過政治局委員和北京市市委書記的彭真與陳希同；從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從左翼文人胡風，到藏人精神領袖第10世班禪喇嘛；從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到六四時拒絕執行開槍命令的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從學運領袖王丹，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作為「正國級領導人」被關押於此的則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人作繭自縛、罪有應得，有人卻光照黑暗、彪炳史冊。經過漫長的秦城生涯，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大徹大悟，有人矢志不渝。「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名單，若一一羅列下來，比黃埔軍校、北大清華還要多姿多彩。
請君入甕：誰能脫離絞肉機？
秦城監獄是「中國的古拉格」的縮影，長期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是秦城監獄的主要締造者之一。馮基平是羅瑞卿的得力助手，具體負責秦城監獄的修建項目。中共是一台無情的絞肉機，馮基平是絞肉機上一顆忠誠的螺絲釘，但他的忠誠並未讓他倖免於難。文革當中，馮基平未經審判便被關押在這所他主持修建的監獄中長達10年之久。同囚者因吃不飽，埋怨馮當初將伙食標準定得太低。馮尷尬地解釋說，當初沒有想過犯人要吃飽這個問題，現在十分後悔，如果標準定高些，大家都能吃飽肚子。在獄中，長達4年半時間裡，馮基平被加上腳鐐手銬，精神失常後，並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藥物注射。
1978年6月30日，中共給馮基平平反。地點就在當年宣佈逮捕他的首都體育館，而宣佈平反的人竟然是當年在大會上宣佈逮捕他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此種戲劇性，恐怕連戲劇大師莎士比亞也會為之瞠目結舌，難怪袁淩以「卡夫卡寓言」來命名這些「秦城故事」。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在遭受諸多慘無人道的虐待後，馮基平並未從自身經歷中悟出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性，更沒有致力於改變公安系統之苛政。相反，他瘋狂報復那些迫害過自己以及其他翻身高幹的監獄管理人員。1977年，馮基平奉彭真、羅瑞卿之命，清理北京市司法系統「沾有革命幹部血跡」的看守和審訊員，對其中的17人內部審訊後秘密槍決，並向他們的家屬宣佈為「因公殉職」。 操作絞肉機者，最終被絞肉機粉身碎骨，並成為絞肉機的新動力，這就是中共體制最邪惡之處。
《秦城國史》中引用了大量「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回憶錄。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曾貴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是這座活地獄中的亡魂。王洪文不曾寫下回憶錄，但林彪集團成員、原副總參謀長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披露了王洪文在獄中所受的種種虐待，這是其暴斃獄中的根本原因。王洪文親口告訴邱會作，專案組對其施加各種酷刑，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他什麼都承認，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
王洪文被關押的第一天起就戴著重刑具，它會自動地緊固，要是掙扎，它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王帶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帶著。王洪文說：「為了要什麼材料，對我搞車輪戰術是常事。有時說著話就睡了，他們曾經幾次給我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著，心裡煩躁得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絶打針，他們就強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有一次，邱會作親眼看到王洪文因身體衰弱摔倒在地，獄卒不許旁人前去攙扶。幾分鐘後，王洪文掙扎著站起來，已是血流滿面。
在「文革」後期火箭式竄升的王洪文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但王洪文在獄中的慘狀，仍然讓常人生出惻隱之心。一個制度不能保護「壞人」的基本人權，當然也就不能保障「好人」的基本人權。
毛澤東唆使王洪文等「造反派」殘酷鬥爭老乾部和知識分子，而發動政變重新掌握權力的「老近衛軍」代表鄧小平則動用司法系統加倍報復王洪文等人。鄧與毛的手段同樣卑劣、同樣下流。鄧小平對監獄中的王洪文趕盡殺絕，當然也會下令軍隊向學生開槍。倘若《秦城國史》一書在1989年之前出版，當時的大學生看到此細節，就不會對中共心存幻想，最終無辜喪生了。
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
1986年，在鄧小平「垂簾聽政」下，趙紫陽「不完全執政」，啓動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其中，作為司法改革重要部分的，就是將監獄系統由公安部劃歸司法部管轄，以改變原來的監勝合一體制，健全司法體系。但是，秦城監獄成為唯一的例外，就連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都不能改變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的「特殊身份」。而趙紫陽更不會想到，3年後他最親密的助手鮑彤會成為秦城監獄的囚徒，他自己也差點被送進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隸屬公安部，決定了它是一處「法外之地」。周永康垮台之後，有人研究中共歷任公安部部長的生平，發現絶大多數公安部長都曾身陷牢獄甚至死於非命。1965年，文革紅人謝富治接替羅瑞卿掌管公安部，立即整肅公安部高官，8位副部長中有6位被關入秦城監獄。謝富治若不是在文革結束前期病亡，必定會被當作四人幫幹將被關進秦城監獄。或許，《秦城國史》再版時可以補充兩個章節：一是坐過秦城監獄的牢房的公安部長的故事，二是秦城監獄歷屆監獄長的生死榮辱。
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學究之作，而如同一部兼具魔幻、懸疑、偵探等特質的小說。最為難得的是，袁淩採訪了曾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數十名不同身份背景的囚徒，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他甚至採訪到長期在秦城監獄擔任管教幹部的何殿奎。何殿奎是唯一願意接受訪問的秦城監獄管理人員，儘管他講述的幾乎全部是「正面信息」，但畢竟在鐵幕上撕開了一道小口子。
從衛星地圖上可以看到秦城監獄的建築風格與整體規劃。它的主體是監獄，還設有形形色色的附屬機構，自成一個「小世界」。《秦城國史》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其中若干人物的命運如過山車般起伏變化，挑戰讀者的想像力。即便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和《魔戒》的作者托爾金，亦難以寫出如此荒謬而殘暴的情節。
袁淩仔細梳理了被關入秦城監獄的數百名共產黨高級幹部及社會賢達，分出若干群體：夫人族當中包括兩名「第一夫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先後成為秦城監獄的房客。王光美剛剛被釋放，江青就被關進來，王光美後來專程到秦城監獄觀看江青的監控錄影，不知是否可以一解其家破人亡的恨意？秘書族更是陣容強大，包括毛澤東本人的歷任秘書班子和江青的秘書，如李銳、師哲、陳伯達、閻長貴等人。將軍族則有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海陸空三軍齊備。作家教授族有丁玲、田漢、吳晗、葉淺予等人。其中，有一些人坐過軍閥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日本人的監獄，最後發現共產黨的監獄最難坐。
在習近平、王岐山展開反腐大戲之前，秦城監獄一度「門前冷落鞍馬稀」。自薄熙來以後，這裡逐漸變得人聲鼎沸，迎來作為落馬高官「集體宿舍」的黃金時代：政治局常委、正國級領導人周永康，副國級領導人薄熙來、郭伯雄、令計劃、蘇榮，省部級幹部則數不勝數，還有央企掌舵人、軍隊將軍等曾經「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風流人物。過去，人們常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如今，這句話不妨改成，「到了秦城才知道自己官小」。雖然大部分落馬貪官在法庭上認罪，但很少「心服口服」，心態跟被江澤民搞掉的陳希同一樣：我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我是「國事犯」——而中國的法律辭典中從無「國事犯」這一說法。
訪舊半為囚，嘆息熱衷腸
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一言以蔽之，秦城監獄在中國極權體制中是一個發揮著世紀作用的獨特機構。最確當地說，它是一個有力的政治工具，但卻隱蔽在法律外衣之下。正因為如此，它成為一個重大的關鍵，可以引導我們去真正認識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認識秦城監獄，就如同拿到一把打開中共政治謎團的鑰匙。
秦城監獄之於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宛如巴士底獄之於路易十六的法國。毛澤東時代之後，中共幾經嬗變，逐步放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改以光鮮的「權貴資本主義」。然而，秦城監獄還在，且人滿為患，足以說明中共的列寧式獨裁政黨的本質並未改變。正如西方記者馬德利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北京仍然維持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政權許多該有的特質：中國共產黨剷除或閹割了政治對手，廢止了司法和新聞自主權，限制宗教和民間社團活動，抹黑不同調的國家定位說法，中央集權，建立無孔不入的安全檢查網，將反動分子打入勞改營。」
秦城監獄中的囚徒，除了失勢的中共高官之外，還有一群真正的「政治犯」。 袁淩採訪到的「秦城大學畢業生」，大部分是這群與中共徹底分道揚鑣的「異議分子」。六四屠殺之後，大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被關押於此，由此催生了當代中國名副其實的「異見運動」。此前，在80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當中，有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被最高領導人點名批判。雖然方勵之第一個提出「持不同政見者」這個自我命名，但他們仍擁有體制內身份，思想上也未與中共決裂。直到「八九六四」之後，共產黨的屠殺與秦城的磨礪才煉成了一批全身心的反對者。
秦城監獄並比其他監獄更糟糕。總體而言，一些著名人物在秦城監獄尚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優待。比如，劉曉波在「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他很少談及那段經歷。他說，比起許多在地方監獄中關押的、飽受折磨的囚犯來，他根本不算是在坐牢。在其第四次入獄之後，中共官方為掩人耳目，不讓其再度入住秦城監獄，將其送到關外人跡罕至的錦州監獄關押。
也是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的著名記者、葉劍英之養女戴晴，在獄中除了堅持抗爭之外，想到了50年代即被關押在此的著名學者張東蓀。張東蓀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推手之一，是民盟高層人士，卻因為反對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試圖促成中國與美國保持外交關係，並且未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投毛一票，被以美國間諜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折磨致死。日後，戴晴寫出了張東蓀的傳記《在如來佛掌中》，也算是完成了一次自我精神救贖。
習近平掌權之後，除了黨內清洗之外，對民間社會尤其是異議運動陣營的打壓變本加厲。一個關於蘇聯的段子也可套用在當今中國：「如果你既聰明，又正直，還勇敢，那麼，你不是坐過監獄，就是正在監獄，或者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如果你三種情況都不是，那麼那三種品質你肯定缺一樣。」當然，大部分人權鬥士「沒有資格」進秦城監獄，甚至沒有經過正式的逮捕和審判程序，被秘密綁架、關押在「黑監獄」，中國法治的崩壞，離無法無天的文革不遠了。
幾年前，中共當局修建了司法部直屬的燕城監獄。燕城監獄與秦城監獄僅一字之差，試圖取代秦城監獄的功能。若秦城監獄退出歷史舞台，會不會被拆毀、被毀屍滅跡呢？台灣民主化之後，爲實現轉型正義，將昔日的政治犯監獄綠島山莊和景美監獄等改建成人權園區，開放給社會各界參觀，讓其發揮人權教育的新功能。那麼，在未來民主化的中國，若秦城監獄保留下來，它能完成類似的轉型嗎？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袁凌的著作《秦城國史》引用了大量「秦城大學畢業生」的回憶錄。 圖：翻攝新世紀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