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真的是全世界詐騙成本最低的國家。對於最先曝光的車手，社會各界（尤其媒體）用「獵女巫」的心態在追殺；但原本應該是為普羅大眾把關，具有專業地位與學術能力的名人，卻淪為詐騙集團的門神，事發後有的切割、有的神隱，也有的置身事外。鄉民們，認清一個事實吧！對於台灣史，有時《壹週刊》的可信度，還超過中研院台史所與遠流台灣館叢書吧？
2015年上映的台灣紀錄片《灣生回家》，將1895年至1946年間在台出生的日本（內地）人，包括日台通婚者所生下之子女視為「灣生」。其實對於我們這些台文所的學生來說，用出生地與父母的身分來區分是否為灣生，意義反而不大。青少年時代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待過，能用文學作品呈現台灣史實的作家，例如寫《台灣縱貫鐵路》西川滿、《陳夫人》庄司本一與《南方移民村》濱田隼雄，才是我們印象中的灣生。
二戰結束前日本在亞洲各地的殖民地，有些即使尚未軍事占領前，就已經有日本移民進入；不過最重要也經營最深、最久的，應該還是滿州、朝鮮與台灣這三地。因此在討論灣生這話題時，與其去對比灣吏（來台任職的日本官員）或灣辯（來台從業的日本律師），遠不如對比其他殖民地裡的日本人，尤其是對比滿生或朝生才更恰當。
從鄉民角度來看，灣生與滿生、朝生一樣，在戰後要被引揚（遣返），但台灣不像滿州，沒有蘇聯共產勢力入侵的干擾，以致在戰火摧殘下治安混亂；也沒有朝鮮那樣的獨立運動與民族對立，除少數地區有針對個別日本警察的報復行動，例如高雄州特高課長仲井清一，被綁架到半屏山圍毆凌遲後再槍殺外，並沒有像滿州朝鮮那樣出現移民村遭屠戮的慘劇。
另一方面日本戰後經濟蕭條，缺油缺糧讓灣生們更想續留台灣；但礙於國府的政策，即使主動放棄日籍，甚至改成漢名，最後也只有極少數國府非用不可的人以外，其他全都必須遣返。灣生被迫返回日本居住後，與滿生朝生相比，最難適應的就是氣候。不過灣生的父母較多來自九州甚至琉球，雖有氣候因素，但其實也沒這麼嚴重。比起滿生與朝生，戰後的灣生幸福多了。
灣生與滿生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對當地語言的嫻熟度，在政治上918事變後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不被國際聯盟調查團接受，表面上日本必須與滿洲國建立平等的邦交，因此在滿州的日本孩子也要學華語，以標榜滿漢和朝蒙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另一方面華語跟漢字的結合度比台語高，學了之後能閱讀更多書報（日本傳統上流社會就以通漢學為時尚），也更具商機，滿生學習華語的意願自然較高。
至於滿洲國成立前最有名的滿生，就是影歌雙棲紅星李香蘭（山口淑子），她甚至可以冒充中國人多年而不被識破，如果不是戰後抓漢奸時為了保命才交代國籍，誰會相信她不是中國人？
但田中實加虛構的灣生外婆，不但會說台語，與管家夫婦三人在家中還都用台語，這跟台灣人經驗裡內地人讀小學，本島人讀公學校；除少數台籍菁英家庭的子女，有機會在小學校裡與灣生成為同學，最後變成「國語家庭」。灣生用台語交談，就成了最大的破綻。即使在《灣生回家》紀錄片裡，就算如導演所說，都是真的灣生，也都這麼愛台灣，但他們在劇中仍無法像田中實加所虛構的灣生外婆，說出一口流利的台語，然而滿生會說華語的就多了。
先父多年前去北海道旅遊時，接待他的旅館主人就是滿生，她的兒子是在文革後才回到日本，華語說的還比日語好，見到說華語的客人還特別高興。但她的兒子還算幸運，有母親教他日語。很多日本父母甚至為了逃難，拋棄了襁褓中的幼兒，這些被中國家庭收養的戰後孤兒，剛回日本時連50音都不識，最後就只能淪為跟華裔黑幫廝混。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獎勵日人移民台灣，政策設計上可謂無微不至，移民村裡的廁所甚至還有沖水設備，羨煞了來參訪的關東軍代表。當然為幾千人蓋廁所，跟為一百多萬人蓋廁所，難度是不一樣的。
可惜因為水土不服、衛生條件太差、耕種作物選擇、移民無法取得所有權等限制，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村並不成功。1945年遣送回日國的日本人，對照台灣二十多個農業移民村，每村最多也只有一千多人，遠少於遷往於各大都會區或自主移民的日本人。這些移民村的農民，比起在台灣其他的日本人，經濟上與地位上都顯弱勢；但在共享內地人對殖民地人的優越心態上，仍是無可避免的。
田中實加最荒謬的是要將滿生（尤其是戰後孤兒或遺華日僑）的不幸，跳接到她自己想像的灣生上面，要搞一本山寨版的《大地之子》，但她的史學能力又無法駕馭這題材。
滿生的悲劇是在於1945年8月，日本在遭受美軍兩顆原子彈轟炸後，蘇聯紅軍片面撕毀互不侵犯協定，攻入中國東北後，關東軍的精壯都已調至南洋，軍力空虛下就直接徵召開拓團的所有男性，僅留老弱婦孺們，被迫緊急撤退，向有船能回日本的大連、丹東等港口集結，期望有機會能乘船回國。
溥儀宣布退位後的滿洲國裡，上百萬的日本難民，有些婦女帶著幼兒，為了逃避蘇聯紅軍的姦辱，只好改嫁中國人，就像先父在北海道遇見的那位滿生。1950年日本政府對滯留中國的日本人統計是26,492人，1959年就將她們宣告為戰時死亡，對家人發放30,000元弔慰金，並取消其戶籍。
1972年中日建交後，日本厚生省將戰後被中國人收養，且未滿13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發給他們日本國籍並援助他們回國；但13歲以上的「殘留婦女」則視為自願留在中國，仍然無法回到日本。這些日本遺華婦女在歷經蘇聯紅軍的入侵姦辱、國共激烈的圍城內戰、新中國建立後的清算鬥爭到血腥文革，確實會有裝啞巴的動機與需要；但田中實加要把啞巴嬸的故事搬來台灣，這種灑狗血的劇情，就需要更透徹的史學素養來營造。
1985年日本厚生省制定了遺華日僑的身份擔保人制度，規定她們必須徵得日本親族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但很多婦女找不到親族擔保人，因此仍然無法回國。1989年日本國會通過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限制遺華日僑歸國時，只有與日本人有血緣關係的嫡子才能一同取得國籍，養子、繼子則被排除在外。因此有十位不符合規定的殘留婦女，到了日本機場就被扣留，引發日本國民的關注和不滿。
日本政府在民意壓力下，1993年終於取消了殘留婦女與遺孤的差別政策，所謂的啞巴嬸才全數得以回國。但由於遺華日僑長期在中國生活，思想和價值觀都受了影響，又無法嫻熟使用日語，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領政府的救濟金維生。加上他們在戰後經濟起飛那段時間不在日本，沒有保險，如今也只能領最基本的年金，成了比「下流老人」更慘的老人。
田中吹得全台醉，錯把滿生當灣生。只要政治正確，這麼荒謬的21世紀《南海血書》，照樣風靡全台；對喜歡台灣史的鄉民來說，真是千金難買的一堂課。但對台灣這「只打童乩卻放任桌頭」的偽善社會，灣騙回家的故事絕不會是最後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