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市長最近談 228 時提到，台灣轉型正義面臨共同困境，即「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他自己身為228家族受害者，他提到，受害者願意原諒，不譴責加害者，但是加害者仍應該節制。試問，加害者不節制、不認錯，反而放毒反咬受害者一口，怎麼辦？就像馬英九認為討國民黨不當黨產，是不對的事。加害者不究責、不認錯的結果，反而反咬民進黨追殺國民黨是法西斯行為，還呼籲應該開國際記者會到處喊冤。選擇原諒的受害者以及要爭取公平正義的一方，又要如何回應加害者毫無認錯的反咬現象？柯市長光用節制，而無作為，來處理蕭曉玲案，完全無法避免再出現下一個郝龍斌。

同樣把對加害者究責的責任當禁忌的總統府，在回應陳菊市長希望特赦前總統陳水扁時，一樣用了「擔心人民對立」來脫身卸責。為何人民會對立？就是因為沒有是非判斷的準則，各持己見，情緒高張，各說各話，一觸即發。

針對這樣的問題，德國過去也發生過。戰後的德國先是由加害者共犯組織中的保守派基民黨的艾德諾總理執政，當年他也為了讓社會不要對立，以擔心撕裂族群為藉口，把原本被除職的納粹罪犯，重新復職到德國的各界公職中。這樣的和解看似平靜，但是卻造成兩代德國人的鴻溝與國族自尊的淪喪。戰後前20多年的平靜，讓服從當年納粹的加害者共犯，沒有認錯的機會，也讓不服從者被看成是納粹共犯。整個納粹當代的長者，因為沒有對立的衝擊，讓年輕人對整世代的德國人感到羞愧、憤怒與失望。納粹當代的長者被年輕一輩當成全部是加害者的共犯，這是不承擔的政府造成的結果，讓德國人後代子孫一輩子羞愧當德國人，喪失了國族尊嚴。一直到戰後24年，年輕一代的學生運動讓德國保守派政權動搖，至1969年底才由反納粹的社民黨威利.布朗德（Willy Brandt）主政，德國才有由內部發起轉型正義工程的開始。

同樣的，國民黨是加害者的責任如果不追究，也會拖垮整個年長與年輕世代的國民黨。加害者不認錯，並不會讓加害者的標籤消失，只會讓錯誤無限擴張與延伸，沒有是非，對立永遠存在。要消滅對立，就應該對加害者究責，讓加害者認錯。今天的台灣，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當年加害者不認錯所做的報復行徑，他們親手再重複製造延伸政治迫害，陳水扁與郭瑤琪案都是政治案件，政治迫害就應該政治特赦處理。如果民進黨為了取得政治利益，希望台灣永遠有對立存在，為了取得民進黨執政政權的利益，那他們不處理郭瑤琪、不特赦陳水扁，當是自然的事。

民主是恆常的覺醒，人民將用民主的選票推翻他們認為不屑的政黨，就像人民推翻國民黨一樣。

作者：劉威良（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著有《借鏡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