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行第35次集體學習。所謂「集體學習」的模式，始於江澤民時代。在專制體制之下，每個精心挑選的講員都是善於揣摩上意的御用學者，他們所講的內容都是政治局成員們肯定會喜歡的「垃圾食品」。最搞笑的是，每次「集體學習」，「一號首長」都會率先發表「重要講話」，這些重要講話會被媒體報導和被全黨學習，而講員反倒成了陪襯紅花的綠葉。
這一次也不例外。習近平是會議的「主持」者，他首先發表了一番洋洋灑灑的談話，將中國在峰會中的作用用「3個最」和「6個首次」概括出來。這一次峰會的榮光，早已蓋過了胡錦濤時代的奧運會和江澤民時代的香港回歸大典，不一定絕後，也算是空前。即便與毛主席紀念堂中的那具僵屍對話，習近平也有充分的信心對他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所謂的「3個最」是：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杭州峰會「是近年來我國主辦的級別最高、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國際峰會」。中國運用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打造亮點，突出特色，開出氣勢，形成聲勢，引導峰會形成一系列具有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的成果」。
所謂的「6個首次」是：習近平指出，「我們首次全面闡釋我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觀，首次把創新作為核心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發布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20國集團議程，在20國集團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國印記。」
這些言論，怎麼看都是大躍進時代的風格，誇飾、宏大卻空洞、虛幻。以習近平的年齡而論，他剛開始記事的時候，正是大躍進如火如荼之際。他的精神結構和語言風格，不脫大躍進和文革的烙印。
中國的經濟模式能向全球推廣嗎？
習近平宣稱，中國在峰會上「實現了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為全球增長提供動力、為國際合作築牢根基的總體目標」。似乎中國是全球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國家，是世界的「大救星」。好大喜功、自以為是，無過於此。
習近平的這番「大話」，說白了就是一句話：中國的經濟模式可以向全球推廣。這句話若是在江澤民時代後期和胡錦濤時代前期說出來，在國際上倒是確實會有很多「熊貓擁抱者」信以為真、引以為至理名言，因為那時中國的經濟還在蒸蒸日上、烈火燒油般地上升、發展。但是，這句話放在2016年講出來，卻已經是刻舟求劍、時過境遷，不僅沒有人會相信，而且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習近平以一種一本正經的方式講出他的心裡話，卻沒有想到，他的心裡話會被全世界當作笑話來看待。一個人，沒有自知之明到怎樣的程度，才會上演一幕「皇帝的新裝」般的活報劇呢？
習近平身邊有不少經濟方面的智囊，比如有過留美經歷的劉鶴。然而，這些人能對習近平發揮怎樣的正面影響，如今卻一點都看不出來。弱智者只會用比他更弱智的人。所以，即便是稍微聰明一點的人，也要裝得比領袖更加弱智，這樣才可能在深不可測的中南海裡混下去，這是中共人才選拔中的潛規則之一。而那些真正敢說真話和實話的學者，只能去國流亡。比如，對中國經濟的癥結看得透徹肺腑的經濟學家何清漣，她開出的診斷書，習近平敢看一眼嗎？
何清漣在《國人應該知道的當前嚴峻經濟形勢》一文中，指出中國當前經濟面臨的六大困居。第一大困局是：世界工廠地位衰落，產業結構調整極難。世界市場飽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入低端製造業，中國產能過剩，房地產綁架GDP，刺破泡沫意味著GDP大跌，誰也沒有勇氣。
第二大困局是：龐大的失業大軍。中國勞動力數量龐大，市場卻飽和，同時大量機器人進入各行各業，對勞動力的總體需求下降。
第三大困局是：資源危機嚴重，對外高度依賴。中國的環境污染是立體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陸(土地)、空(空氣)全面嚴重污染。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嚴峻的資源約束，無論是作為生產資料的各種礦產，還是作為生活資料的糧食，都對外依賴嚴重。
第四大困局是：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地方政府上報的20萬億債務，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單，部分由市場承擔，剩餘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擔。由於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沒找到新的生財之道，這個巨大的債務泥潭，令中央政府頭疼。
第五大困局是：金融危機。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除了債務危機之外，還有正在升高的壞帳率，以及超發貨幣形成的巨大流動性過剩。
第六大困局：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近20多年來，中國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造成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財富過度集中的不平等狀況。中國的低收入階層，也就是窮人，幾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一個沒有上升通道的社會，是一個不可持久的社會。
由此可見，中國的經濟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哪裡還有能力「金針度人」？這種不可持續發展的、自我毀滅式的路徑，又有哪個國家願意一心一意地效仿呢？
先經濟後政治的中國版「世界共榮圈」
習近平的野心不僅僅在於推廣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隨之推廣中國的政治模式，進而取代美國成為唯一的世界霸主。習近平的真實心思隱藏在這句話當中：「全球治理格局取決於國際力量對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於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我們要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增強我們在國際上說話辦事的實力。」換言之，他認為美國已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吾可取而代之」的時刻來臨了。
美國並沒有嚴重衰落乃至一蹶不振，國際力量沒有發生習近平自以為的那種劇烈變化。歐巴馬執政8年，錯誤的內政和外交政策確實讓美國「傷筋動骨」，但還不至於傷及美國的大腦和心臟。就軟實力而言，「北京共識」無法取代「華盛頓共識」。全球第一流的人才仍然選擇移居美國，而極少移居中國；美國在網絡及國防等尖科技端領域仍然遙遙領先世界各國，中國接受並使用美國在這些領域的成果和規則；美國在頁岩油開採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數年之後美國將取代沙烏地阿拉伯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輸出國，而中國長期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輸入國。僅以上面幾個目標而論，習近平以為中國可以在他的領導下挑戰美國，簡直是自不量力。
台灣學者曾昭明在《中國的「帝國慾望」》一文中，如此分析習近平政權的外交大戰略：美國必須接受中國「恩賜」的 G2 關係構想，必須尊重東亞乃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退出西太平洋；如果美國不願意，中國將會繼續以「實際行動」，逼迫美國接受華夏版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我基本同意這一看法。不過，習近平版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可擴展至唯中國馬首是瞻的「世界共榮圈」。習近平不會滿足於只是在東亞稱霸，他在南海和東海不停「折騰」的同時，也以「一帶一路」的口號讓中國的勢力深入中亞——習近平既希望與俄國結盟以對抗西方，卻又不惜觸犯俄國在中亞的利益，普亭會被他利用嗎？而在亞洲之外的其他地方，非洲逐漸成為中國的「新殖民大陸」，甚至連作為美國「後院」的若干南美國家也被籠罩在中華帝國的陰影之下，這不是「世界共榮圈」又是什麽呢？
中國從來就不熱愛和平，在實力具備的時候，從未停止過對外擴張的步伐。即便在受到西方列強打擊的清末，北京仍然派遣左宗棠出兵西征，屠殺西北少數民族的反抗，開拓廣袤的「新疆」。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從不掩飾在世界舞臺上「亮肌肉」的習性。美國學者譚若思在《一中帝國大夢》一書中指出，中共建政之後的外交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強悍反帝（50年代），第二階段是好鬥孤立（60年代），第三階段是遠交近攻（70年代），第四階段是追求富強、韜光養晦（鄧小平時代）。而從胡錦濤時代後期到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外交則進入中美爭霸、主宰世界的新一階段。中國能如願以償嗎？
習近平將重蹈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覆轍
習近平的帝國新夢，當年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們早已做過。
1938年11月1日，在軍部控制下的日本內閣提出「東亞新秩序」的概念。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一戰之後所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雖然美其名曰「威爾遜式的世界主義及民族解放」，其實是以歐美爲主體，重新分配世界利益，也就是犧牲其他民族以成全歐美民族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日本民族也遭受歧視和犧牲，並沒有享受到一戰之後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地位及尊重。所以，日本必須突破華盛頓會議的控制和限制，顛覆諸如海軍軍力比例等原則。
當時，日本煞有介事地宣稱，「東亞新秩序」是為了幫助亞洲各國從白人殘暴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被解放之後的亞洲各國，能與作為解放者的日本平起平坐嗎？當然不能，「東亞新秩序」乃是依照神武天皇「八紘一宇」的理念安排，尊卑等級、井井有條：在「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本高居其上，先歸順的滿洲國和中國居其次，然後才是東南亞各國。
跟中國作戰，日本無須付出傾國之力；挑戰英美世界，日本則不可能全身而退。日本歷史學半藤一利在《昭和史》中評論說，自以為是世界強國的日本「自我陶醉、驕傲自大，仿佛要把全世界都當作對手般開始發動戰爭」。而戰爭的結果正如戰后的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百年史》中所說，日本失去了戰前領土的一半，在戰爭中死去兩百多萬人，很多城市在盟軍的空襲中被夷為平地。這是一場輸光的賭局。
如今，習近平又坐在同一張賭桌旁邊。習近平跟中共歷屆領導人一樣，喋喋不休地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當年在中國犯下的罪孽，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再道歉。他以為，以此煽動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就能轉移民眾的注意力，讓自己的統治更加穩定。他卻不知道，對那場戰爭最好的反省，是昔日的受害者不要在今天變成加害者。譚若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今天的中國，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擔驚受怕的世界觀已經灌輸給相當一部分民眾。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民眾當獨裁者爲父母，視西方爲“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將亞洲當作自己的後院。當中國人唯一的宗教是「中國」本身的時候，中國就難以順利地從帝國轉型爲現代民族國家。
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帝國夢。他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他所嚴詞譴責的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當年所做的一切嗎？躊躇滿志的習近平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下一具將被抬走的屍體，那幾個剛抬走上一具屍體的人，已經站在他的跟前。
（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