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不可以把手拿下來？」19年前因為觸電截肢的工傷攝影者張榮隆說，受傷後不久，有一次受訪時，記者要求取下義肢拍照，當時心裡很不舒服，但仍然照做了，卻怎麼也沒想到，後來竟成了攝影者，遇到同樣是截肢的工傷者時，下意識地「逼」對方將義肢取下來拍照，他恍然驚覺後自問：「這是什麼道理？」
在9月1日記者節由媒體工作者發起的「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記者會中，工傷攝影者張榮隆替右腳和右手裝上義肢，跨上機車直奔現場拍攝，他拍過關廠工人抗爭、華航空服員罷工等社運抗議場合，連媒體記者爭取勞動權，他總是默默地用左手指頭按下快門，記錄每個片段，卻不隸屬於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
「29歲那一年，我因爬電桿接外線的觸電意外，右手手肘及膝下都被截掉了。」張隆榮說，受傷後變成宅男，窩在家中2年足不出戶，有1年參加工傷協會的記者會時，意外被媒體拍到，高中同學看到電視後打電話聯絡上，得知他因截肢而意志消沉後，就相約一起開車外出，撿拾寶特瓶做資源回收。
拾荒甩陰霾 觀景窗後窺人生
張榮隆表示，受傷之後失去工作機會和動力，與同學相偕開車遊走大街小巷，四處撿拾寶特瓶和資源回收物，每天看人也被路人看，心情逐漸開朗後，同學建議他去買相機，居然因此讓他找到「躲在觀景窗之後」的存在感，因為長期拍攝工傷者、外籍勞工等活動，誤打誤撞地踏進社會運動的圈子。
「曾拍攝過工殤者紀錄的資深攝影記者何經泰曾鼓勵我，要更直接、深入的拍工殤者的照片。」張榮隆說，前輩的這句話讓他印象深刻，讓他經常思考身為一個攝影者，不只是因為自己的喜好，或是為了拍下一張經典傳世的作品而拍照，而是捕捉被記錄者的身影後，想透過影像傳達出什麼意念？
「當你習慣拿著鏡頭對別人之後，能否把鏡頭轉過來面對自己，直視自己的懦弱、不堪，那個最真實的自己。」張榮隆說，受傷迄今10多年來，曾拍下許多工傷者勞動身影與各種社運抗爭畫面，最喜歡抓拍有張力畫面的攝影者，卻無法掌握自己的感情世界。
「我透過網路認識一個大陸女孩，9年前結婚，半年後就離婚，今年第2次結婚，6個月又分手了。」張榮隆顯得有些尷尬地說：「我很佩服前妻，她家境不錯，卻有勇氣跨海來台，嫁給少腳缺手的男人。」和同一名女子的2次婚姻，讓他看見心中對經濟不安全的恐懼感，也缺乏被愛的勇氣，甚至因此不敢再碰觸內心對愛情的深切渴望，想到腦袋空虛時，就抽根菸解悶。
後腦勺入鏡 反轉鏡頭看自己
特別的是，非攝影學院出身的工傷者張榮隆，近2年來受邀擔任精神障礙者的攝影老師，對他而言，用左手拍照已不成難事，接下此工作不僅可以增加一些微薄收入，而且具有挑戰性。面對精障學生時，他不講解光圈，也不說明快門，反而是建議學生們先認識自己、看到自己，從自身出發，先構思想拍出什麼樣的照片，再慢慢集合成一個故事。
「拿起相機之後，我開始反觀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也重新發現自己以及他人存在的價值。」張榮隆說，精障學員有著獨特的心靈「視」界，有一天，他翻閱著一張張後腦杓的照片，赫然驚覺自己的腦袋瓜也入鏡了，他好奇地反問學生：「你為什麼只拍後腦勺？」聽到的回答竟是：「因為我跟別人說話時，會有些恐懼，拍後腦勺讓我比較有安全感。」精障學生透過照片與老師「對話」，也釋放心中的焦慮。
另一組讓張榮隆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一位精障學員在精神恍惚時，晚上拍攝一台幽暗晃動的冰箱，以及一台開了又關、影像模糊的電視機。「對正統學院出身的攝影老師而言，這些作品都是『不及格』的；但在我眼中，精障學者的每1張影像都有獨特的生命意義，此時他們反而成了我的老師，帶領我認識不同的生命風景」。
訪談最後，記者詢問張榮隆，失去手腳之後，支撐他前進的動力為何？張榮隆用手指搔抓著不到2公分的小平頭說道：「我想感謝19年前受傷住院時，經常到醫院探望我的藥廠大老闆和太太，他們夫妻告訴我：『現在經歷的這些苦，是為了日後幫助更多同樣遭遇的人』，這些年來，一直想起這句話，有了存在感與活著的勇氣」。
工傷攝影工作者張榮隆1日出席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籌設記者會，捕捉新聞工作者爭取合理勞動權的身影。 圖：周富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