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知情人士透露,人權律師謝陽於2015年8月在指定監視居住點遭受酷刑,乘警察不注意時在窗口大呼救命,後被打昏,送163醫院急救。2016年7月,長沙市第二看守所刻意安排死刑犯住進其監所,經蓄意挑釁後,謝陽遭死刑犯用手銬猛擊,釀成嚴重的人身傷害。

2016年8月12日,謝陽家族就謝陽遭受酷刑發表了一份譴責聲明,簽名者包括謝陽的父母、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侄兒、侄媳婦等10多人。這份聲明指出:「作為謝陽的家屬,我們對於長沙二看這種私自啟用公權力、對在案人員進行非法施暴的行為感到異常震驚和憤慨,並嚴厲斥責和督促當局停止踐踏人權,追查施虐者及相關公職人員責任,共同維護中國作為一個法治大國的清譽。」

這份聲明也強調了家人對謝陽的品格與職業操守的認同和信心:「作為謝陽的家屬,我們一直以謝陽為豪,對謝陽所從事職業的神聖屬性引以為傲。多年以來,謝陽一直是家中二老的精神支柱,是家族裡的頂樑柱。……謝陽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對內,兄弟姐妹有困難他總是竭力相助、鮮有推脫,在老家聲譽很好;對外,與同事朋友坦陳相待,為人慷慨,也喜歡打抱不平。我們相信,謝陽自始至終從未有過『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非法動機,他只是在面對公權力違法時多了一份敢為人先的膽識與勇氣。」這是一份擲地有聲的聲明。這是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遭到殘酷的政治迫害之後,罕有的一次由整個家族一起發出抗議之聲。

709大抓捕中失去自由的多名律師的妻子都是單純善良的家庭婦女,此前並沒有像丈夫那樣深切關心中國的社會問題。但是,當丈夫人間蒸發之後,她們開始回溯近年來丈夫從事的社會公義事業,在營救丈夫的同時,也承續著丈夫的事業和理想。在這一群妻子當中,謝陽的妻子陳桂秋大概是學歷和社會地位最高的人,她是湖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

陳桂秋沒有「愛惜羽毛」、沉默是金,8月25日,她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一封公開信,譴責國保這個「中國的蓋世太保」機構的濫權行徑:「在我暑期休假期間,國保找到我單位的領導,幾度派人到我家試探我是否在家;國保找到謝陽的辯護律師,一直想知道我到底在長沙還是在北京;國保找到我周圍的各種親戚朋友,試圖做通我的工作去勸謝陽認罪;國保甚至不惜派我親愛的同事們到北京,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門口迎接我,陪同我回長沙……」

同時,她也嚴正反駁那些給她以「善意勸告」的同事和領導:「當我依法維權時,我收到了最離奇的忠告: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你要為自己的生計留一條退路。到底是我在違法,還是對方在明目張膽地違法給我的單位施壓,給我施壓?作為妻子,當謝陽案件事實上存在諸多違法的地方:謝陽被酷刑、妻兒被限制出境、辯護律師權利被侵犯(不被安排會見、不被安排複印案卷、不被安排聽取律師意見等等),是選擇維護國家神聖的法律?還是與少數人群一起去踐踏法律,事後接受法律的制裁?」

陳桂秋更是堅定地宣佈,要跟遭受酷刑的丈夫站在一起對抗強權:「我選擇了和多數人群在一起:維護國家神聖的法律!維護我和謝陽法律所賦予的權利!當知道丈夫被毒打,作為妻子,或者作為一個有心跳的人,你能坐得住嗎?你能坐在觀眾席上默默注視著此場景,並心裡念叨著:打,接著打,誰叫他不認罪?或者,你閉上眼睛蒙上耳朵,怕一旦吭氣兒遭到旁人的指責,立馬聲明:此事與我無關!」

陳桂秋也從法治和普世人權價值的層面反駁那些官方安排的「勸客們」的言行,希望他們認識到自己成了獨裁的幫兇,成了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的惡」的一部分,提醒他們必須誠實地面對三個事實:「無論犯了什麼罪,法律都不允許有酷刑;勸認罪是基於缺乏犯罪事實,罪是證據證成而非『勸認』出來的;誰犯罪誰受罰,法律不允許株連妻兒。」

對於當局向親屬施加的種種壓力,甚至有可能讓自己失去工作、失去教職,陳桂秋也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如果失去工作,正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營救丈夫的活動之中:「謝陽的營救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我不能像其他的『709』家屬們一樣,全心全意地為推動丈夫案子的進程而四處奔波,與律師們進出公、檢、看,與朋友們一起分壓解難。因為我的工作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我若沒有工作的束縛,我將與幫助我的人一起,出現在任何可能幫助謝陽的場所,為謝陽的案件平冤,為法律正言!……我絶不接受劃清界限的文革式做法,我的工作給了我很大的束縛。沒有工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樣我將更好地營救我的丈夫。因為,沒有什麼比營救我的丈夫更重要!」對於這樣一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勇者,中共當局還有什麼卑劣的伎倆可用呢?

在中國,「株連九族」的時代並沒有完全過去:作為良心犯的家屬和親族,如果選擇與親人劃清界限、漠不關心、不聞不問,就可以保有平安,無論是在體制內的工作,還是從事商業活動,都可以繼續下去;但是,如果要跟受迫害的親人站在一起,就會受到種種有形無形的壓力、警告、威逼利誘,如果繼續往前走,公開爲受迫害的親人發聲,一系列嚴峻的打擊會落到頭上——丟掉工作、無法經商、孩子在學校受到騷擾、甚至連房子都租不到,最後你自己也有可能成爲「國家的敵人」。劉曉波、高智晟、李和平的親人們都有過這樣的遭遇。共產黨運用種種卑劣手段,讓家人與受迫害者隔絕,讓被迫害者徹底孤立無援。

這種用摧毀人倫關係、血緣關係來讓異議者和反抗者屈服的方式,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便是其屢試不爽的殺手鐧。中共的極權統治與帝制時代的專制的主要差異也正在於此。帝制時代,皇權不下縣,雖然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公共空間,但家庭和家族是始終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社會結構。對於中國人來說,先有孝才有忠,換言之,中國人對家庭、家族的效忠,超過了對皇帝和國家的效忠。皇帝一般不會自討沒趣地去「解構」根深蒂固的家族結構,而是無可奈何地接受其存在。

中共建政以後,為了締造由「原子化的個體」與「無所不能的國家」所組成的二元社會結構,就必然要去摧毀數千年以來一以貫之的家族紐帶和親情關係。思想史家錢理群在分析文革的制度和觀念源頭時,特別指出:「承不承認人倫關係中存在著『天生的愛』——這是一條線;這條線一越過,下面一系列眼中的後果都由此發生。」這些後果包括文革中常見的學生打老師、父母與子女甚至夫妻之間互相揭批和敵對。老舍受到紅衛兵虐待後被家人拒之於門外,故而絕望地投湖自盡;薄一波被黨宣佈爲叛徒之後,兒子薄熙來以一記飛毛腿踢斷父親的幾根肋骨。那個時代,此類事件,司空見慣、比比皆是。

錢理群認為,任何人一旦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讓步、妥協,產生迷亂,下面所發生的一切,都將是身不由己:只要宣佈人倫關係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或父或子,或夫或妻,等等)是「革命」的敵人,他就自然的被排斥在一切社會(人倫)關係之外,人們也就用「革命」的名義與自己被宣佈爲敵人的親人劃清界限,這就是所謂的「大義滅親」。

儒家文化對「大義滅親」一般只是說說而已,而共產黨卻將「大義滅親」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共產黨的「群英譜」中,有不少就是勇於「大義滅親」的人物。如果民眾普遍接受「大義滅親」的觀念,文革的來臨也就水到渠成,正如錢理群所指出的那樣:「當一個人否認了人類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人倫關係,越過(拋棄)了對同一血緣的親人的天生的愛,那他就實際上越過了人之所以爲人的那條線,泯滅了人愛的天性,就必然導致對人的內在獸性(嗜血性)的放縱。」而這種「獸化了的人」正是毛澤東掀起血腥文革的馬前卒——那些手上沾滿鮮血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不都是如此嗎?

習近平時代酷刑氾濫,直追毛澤東的文革和史達林的大清洗時代。國保警察像當年的蘇聯克格勃一樣,洋洋得意地炫燿說,對他們而言「沒有拿不到的口供」。習近平向毛澤東學習,要從道德上徹底擊垮反抗者,並且將他們從親屬和家族關係中剝離出來——全社會都不允許出現對異議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的聲音。在未來若干年內,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及其家人的處境將更加嚴峻。中共統治的秘訣,一是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殺戮,比如1989年開進北京城的坦克,比如現在正在街頭巡邏的武警肩上扛著的一擊致命的狼牙棒;二是靠看不見摸不著、卻又像陰溝裡的氣味一樣滲透進人的骨髓、思想和靈魂裡面的恐懼。這是一場中國版的、槍口對內的「骯髒戰爭」。

「骯髒戰爭」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阿根廷軍政權製造的人權災難的總稱,那是獨裁政權對人民發動的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軍隊和祕密警察為所欲為,由電擊囚徒之後獲得的信息,會使得抓捕的黑名單變得永無止境。受難者的親人們永遠不知道被捕者到哪裡去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仗義執言的人權律師早已失蹤,記者和作家也不敢對國家恐怖主義行徑發出譴責。甚至有很多醫生參與刑訊,使受刑者能夠清醒足夠長的時間以便說出更多的信息。那時,將軍們就是這個國家的上帝,他們在無數份逮捕、酷刑和暗殺文件上簽名。

1980年代中期,由於阿根廷人民的持續抗爭,終於結束了軍政權的統治。文人政府成立了調查失蹤人口國家委員會,針對軍政權在1976至1983年間以「國家重整」之名實施的侵犯人權事件進行調查,於1985年發表了長達5萬頁的名為《永不再重蹈覆轍》的調查報告,列出8千多名受害者的名單,並有600多名軍政權時期的加害者遭到起訴,包括2名軍政府的總統——魏地拉和比奧拉將軍——被判監禁。

習近平的「骯髒戰爭」已經進化到了讓阿根廷的將軍們望塵莫及的地步。但習近平不會是最後的勝利者。謝陽的妻子和家人發表的這兩份可以收入中國未來公民讀本的聲明足以表明,任何暴政也不能消滅中國公民的良心和勇氣。在臣民和暴民之外,真正的公民群體已經誕生並迅速拓展開來。同樣是709事件受害者的胡石根被判重刑之後,友人們發起了為之募款的行動,短短數日便有上千人參與。可見,今天的中國,黑暗已深,白晝將近,越來越多的公民戰勝恐懼,撕開重重黑幕。

因此,作惡多端的習近平,其晚年的命運不會比阿根廷的將軍們更好,而只會更壞,等待習近平的,不一定是法庭上中規中矩的審判,也許是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利比亞獨裁者卡紮菲那樣橫屍街頭的下場。習近平的夫人和女兒以及其他的家人,也未必能像菲律賓獨裁者馬科斯的夫人那樣,在政權崩潰之前找到機會逃亡海外,「腰纏十萬貫,騎鶴到桃源」,到了中共政權崩潰的那一天,天涯海角都不會有習近平一家的容身之處。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謝陽的妻子陳桂秋全心投入營救丈夫的行動。   圖:翻攝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