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提出一例一休、砍7天國定假日，勞基法修正案引發諸多爭議。工鬥團體在蔡英文政府執政滿百日之際，28日在凱道以「血書上諫」，要求保障工人權益，不砍7天假。先前工總所提2016年的白皮書也對政府的勞工政策有所不滿，勞資兩造都有意見。究竟蔡英文政府是否朝著競選所承諾的「工資增加」、「工時減少」更進一步呢？
蔡英文政府的勞工政策，引發勞資雙方的反彈，工商團體大聲疾呼政府放寬加班時數、要求訂定服務業專章等說法，文化大學勞工系教授李健鴻指出，《勞基法》暨其函釋已有超過100種行業，適用於變形工時或責任制，其中大多數是服務業，各行業如果有工時調整需求應該依照行政流程向勞動部申請。要求訂定服務業專章，這在修法技術上有困難，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這麼做。究竟是企業人力不足、又不願增聘，還是勞工的工時彈性不夠，值得深思。
《勞動基準法》，基準是適用於各產業的最基本水準，是各行業雇主都應該提供給勞工的基本勞動條件。資方認為勞基法是工廠法修改而來，不適用於服務業，但是，李健鴻提到，勞基法已經經過多次修法，而且，每次涉及工時縮減，都附加彈性工時的配套方案，1997年訂4週變形工時制、2001年訂8週變形工時制，以及84-1條所謂責任制等，都是工廠法所沒有的。根據勞動部函釋，適用4週變形工時制41種、適用8週變形工時制25種。此外，只要適用勞基法者，都適用2週變形工時，適用責任制者約30種。總計超過100種行業已經在勞基法中獲得相應的彈性，大多是服務業，勞工人數估計約200~300萬。
李健鴻認為，如果工總跟商總認為還有其他行業需要被指定適用彈性工時，各行業的同業公會可以遵循行政流程向勞動部提出申請，依法定流程會容納勞資雙方意見、找學者專家審查，審查後會函覆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然而，資方為什麼不循此程序，而是將服務業包裹為一個集合的群體，齊聲反對。李健鴻認為資方這樣的說詞十分不合理。
借鏡韓國加強勞檢降工時
觀察勞動部自2004年以來的統計數據，新加坡工時居高不下；韓國工時有明顯下降趨勢，2011年就已經比台灣低；台灣則是10年來都維持在超過2100~2200的高工時。李健鴻以韓國為例，說明如何做到降低工時、提高工資。
韓國是OECD國家中勞動市場彈性化最高的國家，官方統計派遣、部分工時勞工、臨時工等非典型勞工比例達到35%，但是韓國學者跟勞工團體都認為政府低估，實際上應該超過55%。即便如此，韓國還是加強落實工資跟工時的執法，因為韓國當局知道，不能只讓勞動市場自由化，這樣勞工會落入慘境。
韓國為了度過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難關，時任總統金大中跟國際貨幣基金會借款，為了達到借款條件，總統府被迫成立勞方、資方、政府的三方委員會，所有重大的勞動政策，包含立法修法都需要先通過總統府的三方委員會討論。這讓勞方的聲音能夠獲得重視，並且直接影響政策。
以韓國的最低工資法為例，2004年修法後，雇主如果不支付最低工資，首犯罰款，屢犯情節嚴重者，可以判處有期徒刑。全世界共185國設置最低工資制度，其中100國有最低工資法，僅有11個國家，屢犯會遭判有期徒刑，韓國是其中一個。韓國極力處理跟日本台灣一樣的勞工過勞問題。韓國的年總工時從2004年的2400小時降到2150小時以下，降低250小時。相對而言，台灣的工時僅有微幅震盪而沒有明顯下降。
李健鴻：徒法不足以自行，勞權要靠工會
新頭殼這次專訪文化大學勞工系教授李健鴻，剖析這次勞基法修法所引發的勞資爭議，以及我國勞基法的問題之所在。李健鴻分析道，世界上訂勞基法的國家是少數，歐洲國家基本上沒有所謂勞基法，先進國家有勞基法者美國、日本。為什麼歐洲國家沒有勞基法，但是工時工資等工作條件又能比台灣好？因為他們的工會力量強大，有勞資協商的傳統。相對於此，台灣之所以有勞基法，但是勞資爭議還是這麼多，正是因為台灣的工會力量不夠大，台灣的勞資關係長期以來就是資方主導，沒有勞資協商的傳統。李健鴻表示：「徒法不足以自行，政府要監督，但是真正落實還是在勞資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