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天，伍迪．艾倫（Woody Allen）做了一件生平沒做過的事，他從紐約飛到洛杉磯，打上領結，出席影藝學院的年度盛事──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伍迪．艾倫已經得過3座奧斯卡獎，提名其他獎項達17次，包括多次入圍最佳劇本，但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頒獎典禮。2002年，他的電影《愛情魔咒》（The 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一個獎項也沒提名，但他卻來了，全場觀眾起立鼓掌歡迎。他為一段以紐約市為場景的電影集錦短片做引言，鼓勵導演們無畏幾個月前紐約遭遇的恐怖攻擊，繼續創作。他說：「為了紐約市，我願意做任何事。」
為什麼伍迪．艾倫對典禮如此敬謝不敏？他總是半開玩笑地回答──兩個最尋常的藉口，一是典禮當晚幾乎都有一場精彩的籃球賽，以及他每個星期一都必須在艾迪．戴維士（Eddy Davis）的紐奧良爵士樂團吹奏單簧管。這些理由都不是真的，真正的理由是，他有一次解釋過，他認為奧斯卡獎會削弱他的作品品質。
「整個頒獎的概念就是愚蠢，」他說，「我沒法忍受讓別人來評斷我，因為當他們說你應該獲獎，你就接受，那麼當他們說你不應該得獎時，你也得接受。」
還有在另一個場合，他說：「我覺得獎項是偏頗的，人們可以說，『噢！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安妮霍爾》（Annie Hall）。』言下之意是，那部電影最好。可是我認為電影不能這樣評斷，除非是田徑賽，有個人跑得很快，你看到他跑贏了，這沒問題。我年輕時贏過田徑賽，感覺很棒，因為我知道那個獎是我應得的。」
不論驅策伍迪．艾倫的動力為何，總之不是獎項。他的例子雖然極端──其他入圍奧斯卡獎的編劇、導演與演員幾乎都會參加典禮──卻突顯了一個重點：獎賞不一定是創作的紅蘿蔔，有時候，甚至反而造成限制或傷害。
動機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事，我們受許多動機驅使，有些很清楚，有些不易察覺。心理學家奧克斯（R.A. Ochse）提出創造的8大動機：追求專精、不朽、金錢、認同、自尊、創造美好事物、證明自我，以及發掘潛藏的秩序。有些獎賞源自內在，有些則來自於外。
哈佛心理學家亞瑪拜耳（Teresa Amabile）研究動機與創造的關係。在她早期的研究中，她懷疑內在動機有利於創造，而外在動機則適得其反。
伍迪．艾倫回避的外在動機，是他人的評斷。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承認自己渴望得到所謂「世界的讚賞」，雖然她發現這只會使創作更加困難：「我希望我的作品很好，獲得肯定，但很諷刺的，這麼想反而讓我動彈不得，破壞我『為創作本身而做』的單純努力。」
在一項研究中，亞瑪拜耳要求95個人做拼貼畫，為了測試外在評價在創造過程中的角色，她告訴某些受試者：「我們延請了5位史丹佛藝術系的研究生，他們會仔細評量你們的設計，提出優點，同時批判缺點。我們會寄給你每一位評審的評語。」其他人則沒有收到任何有關評審的訊息。
事實上，所有的拼貼畫都由一組專家從多方面進行評審。預期將受到評審的作品，明顯比較缺少創意，他們對自己完成作品的興趣也比較低落。普拉斯稱為「單純努力」的內在創造動力，已經被抹煞了。
亞瑪拜耳在第二次實驗中，加入一個新的變數──觀眾。她將40個人分成4組，再告訴第一組，將有4名藝術系學生在單向鏡後觀看並評分；告訴第二組，會由一群在別處等待的藝術系學生評分；告訴第三組，鏡子後頭的人正在等待另一場實驗；她完全沒有向第四組提到觀眾或評分的事。結果第四組是最有創意的一組；其次是不知道有評分，但知道有人在看的第三組；再者是等著被評分，但沒有觀眾的第二組；而顯然最缺乏創意的，就是既被評分也被觀看的第一組。被評分比不評分的小組顯得更焦慮，而焦慮越多，創意就越少。
接下來的實驗，亞瑪拜耳改用寫作代替視覺創作。她告訴受試者他們將參加寫作研究。和上次一樣，分為4組，有些接受評量，有些不會，有些有觀眾，有些沒有。亞瑪拜耳給他們20分鐘寫一首以愉悅為題的詩，同樣有一組專家最後會評審，並依照創意評分排序，結果仍是相同的。此外，沒有被評分的小組表示，他們對作品的滿意度較高。預期被評分的小組則說，寫這些詩就像在工作。
亞瑪拜耳的研究，證實了伍迪．艾倫回避奧斯卡的原因。艾倫高中時也翹課，大學時休學，缺席頒獎典禮，就他而言，是免除外在影響的可能危害的一種方式。
伍迪．艾倫窩在他紐約公寓角落的一張小桌子工作，用他16歲時買的酒紅色奧林匹亞SM2手提式打字機，在黃色法律用紙上創作出許多電影劇本。他說：「這部打字機依然堅固得像部坦克，花了我40美元，我想。我的每一部劇本、每一篇《紐約客》的文章，都在這部打字機上完成。」
他在打字機旁放了一個小型的Swingline釘書機、兩支棗紅色起釘器與剪刀，實際上他還會剪貼，或者說剪訂──把稿子剪下，釘到另一份草稿上。他說：「我有很多把剪刀，還有這些小釘書機。每當我寫了一個好的段落，我會把這段剪下來，釘上去。」
結果是一團亂，就像一本剪貼簿，每張紙要不是用釘書機釘在一起，就是滿布釘書針被拔起的孔痕。這一團亂的上頭，是用11級的Continental Elite字體，只有打字機色帶才有的灰黑色打出來的電影劇本。每一本幾乎都是賣座保證，而且可能順便會贏幾個伍迪．艾倫避之唯恐不及的獎座回來。
1977年，其中一本破爛的黃色剪貼簿最後拍成了《安妮霍爾》，他覺得拍得很糟：「影片完成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喜歡，當時我找聯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的人談，如果可以不對外發行，我願意無酬為他們另外拍一部電影。我當時跟自己說，『在我人生的這一刻，如果這是我能拍出的最好作品，他們實在不應該給我錢拍片。』」
聯美公司最後還是發行了這部電影，他的懷疑錯了，《安妮霍爾》獲得了巨大成功。《奧斯丁日報》（Austin Chronicle）的波卡頓（Marjorie Baumgarten）寫道：「（電影的）喜感、演員表現，以及深刻內涵，皆精準而完美。」
《紐約時報》的坎比（Vincent Canby）說：「這部片讓伍迪躋身歷來最佳導演之列。」電視劇《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的共同創作者大衛（Larry David）則表示：「這部片從此改寫了喜劇的拍攝手法。」
當《安妮霍爾》提名5項奧斯卡獎時，伍迪．艾倫對於得獎的看法首度變得清晰無比，他拒絕出席典禮，甚至不看電視轉播。他回憶：「第二天早晨起床後，我拿起送到我家的《紐約時報》，看到頭版的底下寫著，《安妮霍爾》贏得4項奧斯卡獎，我心想，哦！太好了。」
其中2個獎項──最佳導演與最佳劇本，屬於伍迪．艾倫個人，但他無動於衷，堅持「奧斯卡獎得主」的字眼，不得出現在紐約市方圓一百英里以內的電影廣告上。
伍迪．艾倫的第二部電影《星塵往事》（Stardust Memories），更顯示出他不在乎外界的讚美。他說：「這是我最不受歡迎的電影，卻肯定是我私心最喜歡的一部。」
單就避免他人評論干擾這一點，不只伍迪．艾倫如此。詩人艾略特（T.S. Eliot）在登上眾人掌聲的頂峰，獲得諾貝爾文學桂冠之際，他並不想要這個獎。詩人貝瑞曼（John Barryman）特來道賀，直說這是個大日子。艾略特回答說：「（這個獎）來得太快，諾貝爾獎是通往自己喪禮的門票，沒有人在得獎後，還能有什麼成就。」他的領獎演說謙遜到近乎是遁辭：
「我開始構思致辭時要說什麼，本只想單純地表達感謝，但要做得恰如其分，卻非容易的事。我明白這是一名文字創作者所能獲得最高的國際榮譽，卻只能說一些陳腔濫調。承認自己不配得獎，等同於懷疑評審委員會的智慧；若大肆讚美委員會，又好像往自己臉上貼金。容我詢問，大家是否想當然耳認為，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我就如同任何人可以預期的，激動、興奮又虛榮，夾雜著受寵若驚的歡欣，又有點惱怒，因為一夕之間成為公眾人物而有些不便？因此，我得試著用委婉一點的方式來表達。我接受這座諾貝爾文學獎，這項榮耀頒發給一個詩人，是肯定詩的價值。今天我站在各位面前，並非個人何德何能，而是作為一個象徵，代表詩在這個時代的重要地位。」
愛因斯坦倒確實躲掉了諾貝爾獎頒獎，這座獎在他的天分早已廣受認可時姍姍來遲，而且不是因為他的相對論，而是另一個更抽象的研究「光電效應」──光是波，也是粒子。他宣稱頒獎典禮當天他在日本有事，不克前往，向委員會致歉後，隔年在瑞典哥登堡的北歐自然科學家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受獎演說」。
演說中，他沒提到光電效應，也沒提到諾貝爾獎。
作者：凱文．艾希頓 （Kevin Ashton）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的《如何讓馬飛起來——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9種態度》，作者凱文.艾希頓的第一本著作。1968年凱文.艾希頓出生於英國伯明罕。大學專攻斯堪地那維亞研究，曾經的志願是當記者。1997年，他擔任P&G公司品牌經理，創建了利用網路進行智慧控管的系統，他取名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現在，物聯網是全球科技業最積極投入的領域之一。《新聞週刊》（NewsWeek）科技專欄作家凱文．馬尼（Kevin Maney）給了他「物聯網之父」的稱號。）
《如何讓馬飛起來——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9種態度》是被稱為「物聯網之父」凱文．艾希頓的第一本著作。 圖：時報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