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昭和二十)年10月28日,奉天第52大隊的第三、四中隊,以及大隊本部的俘虜們共約5百名,終於抵達赤塔第24區戰俘營第二分所。2天之後,謙二正好滿20歲。

一個已經在車廂內過世的俘虜,由同伴們扛著他的遺體,一路運送到戰俘營。這位死者在戰俘營全員的目送下,包著蓆子由推車送往墓地。

  

後來,因為勞動與飢餓愈來愈嚴重,大家不再有餘裕舉行這樣的葬禮。深秋之後流出傳言說,每當有人死去,守靈時大家會供上一碗插著筷子的白飯,但第二天天亮時白飯就會消失。飢餓與極度寒冷的西伯利亞之冬,已經悄悄降臨。

每個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樣

日本戰敗之後,遭蘇聯帶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員(滿鐵職員、滿洲國官吏、警官、軍屬等),人數上有各種說法,但大致約有64萬人。分散收容於西伯利亞(約47萬2千名)、外蒙古(約1萬3千名)、中亞(約6萬5千名)、蘇聯歐陸部分(約2萬5千名)等處,約1千2百處戰俘營,以及約1百處監獄與其他特殊戰俘營。分布幅員寬廣,東起堪察加半島,西至聶伯河,北到北極海沿岸,南至帕米爾高原山麓西部。

理所當然地,俘虜們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區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亞需面對零下45度的極度酷寒,中亞得面對40度的高溫炎熱;溼地區域會遭遇大批蚊蚋,乾燥地帶則得忍受口渴,俘虜們被迫面對各式各樣的苦難。除此之外,還得在飢餓之下開採礦山、鋪設鐵軌、進行土木工事與採伐森林等重度勞動的工作。

赤塔是赤塔州首府,也是鐵路與道路幹線集中的要衝之地。既是帝俄時期的流放地,也是蘇聯軍隊外貝加爾山脈軍團司令部的軍事重鎮。俄國發生革命後的內戰時期,曾遭白軍占領,日本為了干涉革命政權而出兵西伯利亞時也到過此地。謙二曾經在赤塔郊外親眼見到過往日本軍第五師團所建立的紀念碑。

赤塔市郊的松樹林中有兩棟並排的建築物,據說被當作日本與滿洲國的領事館來使用。日本曾利用這個領事館蒐集軍事都市赤塔的相關情資。

「那是西洋式的雅致建築物,外出勞務作業時經常會經過。過了1年左右,才聽說那是領事館。

 

回國之後,曾讀過在該領事館工作過的人所寫的回憶錄。接近日本快戰敗的時候,他們拿著雙筒望遠鏡從這個領事館向東側監視西伯利亞鐵路的軍用列車。回憶中還寫到日方在戰爭期間會從領事館開汽車到城市內蒐集情報,結果遭蘇聯的汽車緊緊尾隨妨礙,最後被擠到砂地的道路上陷在路中的困窘情境。赤塔市中心街道雖然是石板路,但稍微離開市區就都是砂子路,還記得當時我們連走路都感到相當辛苦。」

俘虜的戰俘營依據地區而進行區分,在赤塔周邊有第24區(赤塔)與第52區(卡達拉)。根據日本厚生省撤退援護局的統計,第24區中的34個分所,共收容了「1萬人以上」,而死亡者約有3千2百人。被帶往西伯利亞的約64萬人當中,通說死亡人數超過6萬人以上,但這有許多派說法,正確的數值至今依然不明。

謙二等人拘留於第24區第二分所的日常起居大致如下。從早上6點起床開始,起床的信號已經不是鐘聲,而改以鐵鎚敲打一段掛在衛兵所的鐵軌,藉此發出的響聲叫醒大家。

起床吃完早餐,7點半到8點左右,為了出發進行勞務作業,會在出口整隊成5列。從秋天到冬天,西伯利亞這個時刻既黑暗又寒冷。

「在衛兵所前排列整齊,警衛兵為了確認人數開始計算。可是因為蘇聯人沒有背誦九九乘法表的習慣,不採列數乘以列數的點名方式,而以5個人5個人加算的方式計算。因為實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著腳保持列隊狀態,當時內心不斷想著,這些傢伙怎麼頭腦這麼差。」

接著分配各作業班的任務,出發進行勞務作業。來到戰俘營最初的任務就是整備戰俘營。這個木造的戰俘營雖是為了大量收納俘虜而搭建,但體制設備並不完善。大家持續修蓋廚房,整修臥鋪,還更進一步在戰俘營周圍搭設柵欄。

「最初的工作是搭建柵欄把自己關起來。可是周遭都是嚴寒的荒野,沒有食物便飢餓到不支倒地,不管有沒有這道柵欄,腦袋中根本沒想過能夠逃走。二戰結束後有讀過一些人的故事,說他們自戰俘營逃脫,那是受惠於相當良好的條件與自身擁有強健體力,才有可能發生。即便如此,也沒有人就這麼逃回日本國內。大家都在脫逃途中被捕。」

經過了約20天的整備作業後,開始派遣大家從事各種勞役工作。

「工作分配,由蘇聯交待給日本的大隊本部,然後層層移交給中隊、小隊、各班。班長再從20名左右的班兵中,指名幾個人為一組,分配工作。今天去那邊執行土木作業,明天去那邊從事農務,有各式各樣的派遣,指定了各式各樣的工作內容。」

  

戰俘營就像把俘虜當作勞工,派遣到各企業去,本部則類似獨立計算酬勞的勞工派遣企業。因應當地的各種企業團體,把戰俘營的俘虜當勞役派遣,提供使用。各企業團體依照蘇聯的勞動規定計算薪資,支付給戰俘營。戰俘營將俘虜的餐費、照明與瓦斯等燃料費、醫療費用扣除後,剩下才發給俘虜們。整體的運作體系大致如此。但扣除的餐費與其他費用所占比例甚高,只有一部分擁有特殊技能的俘虜,從1947(昭和二十二)年之後,才能真的領到勞動薪資。

在蘇聯不只有日軍和德軍的戰俘,連蘇聯內部的政治犯與一般囚犯也被當作勞動力來使用。日本從明治時期之後也曾把囚犯當成勞工來利用,如果沒有這些囚犯的勞動力,就不可能出現北海道的道路建設與三池煤炭的開發。雖說如此,但蘇聯活用囚犯勞力的規模,是其他國家所無法企及的。據說1949年當時,在蘇聯的「奴隸勞動者」共超過1千萬人。謙二等人也被編織到這個體系當中。

這個系統與其他國家處理俘虜待遇的狀況相當不同,但日軍從將至兵都不理解國際法。以謙二的例子來看,他被當作劣等勞工使喚,根本沒有依照正常規定給付酬勞,所以也沒想過自己可以領取勞動薪資。

「有很辛苦的工作,也有很輕鬆的工作。採伐森林、在風吹日曬的荒野進行土木作業等,屬於辛苦的工作。讀過其他戰俘營回憶錄之後,才知道這還是比開採礦山或鋪設鐵道來得輕鬆些。

 

至於輕鬆的作業,大概就是溫暖的室內作業或是農務作業,因為莊稼成長得好,就可以收成馬鈴薯,獲得食物。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前往蘇聯軍官的家中,幫他們丟棄冬天結凍的生活廢水。赤塔沒有上、下水道,生活廢水全都傾倒家中,冬天很快便結凍成山。所以必須在春天融化腐臭之前,把這些冰塊敲碎丟進河川裡,這就是工作內容。工作輕鬆,又可以從軍官夫人那裡獲得食物。類似這種「爽缺」,大家都想做。

會施惠給俘虜食物的俄國人,大多是女性,特別是阿姨們。許多人也在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與孩子。這些阿姨一定會問俘虜「幾歲啦」,以隻字片語的俄文回答說「20歲」後,對方便悲傷地搖著頭說……「年輕吶」;「爸爸或媽媽都還在嗎」,被這麼一問時,內心不禁悲從中來,現在還記得那時的景況。」

作者:小熊英二(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編按:1962年生於東京的小熊英二,以自己父親的故事為經線,拉開了超過半世紀的時代縱深,描述一個普通日本底層市民的生命史與二戰經歷,深入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戰後的和平意識是如何形成的」等主題。

這本《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是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賞得獎作品,台灣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新頭殼特別為網友摘錄新書的部分內容,此篇為書摘的最後一篇。)

《活著回來的男人》描述一個普通日本底層市民的生命史與二戰經歷。圖:聯經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