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30年來，不平等持續不斷地增長。我不想概述如今已為人熟知的議題，相反地，我想要復原不平等的特定面向。撇開量度、時間框架、詮釋的不一致，有許多證據顯示，世界各國之內，存有實質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要說明此一不平等，大部分可以借助由國家平均值所衡量出的各國差別。
雖然一般都同意，這一個半世紀以來，全世界經濟不平等的整體水平劇烈上升(見圖1.6)，但過去20年仍可見持續的論辯。許多人在著述中已闡明，這有一大部分取決於衡量全球不平等的方式。如果我們捨棄國家平均值，而改用基本標準之下、各國實際的貧窮人口總數，我們會得出另一種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根據米拉諾維奇(Milanovic)對各國所得不平等的衡量，某些高所得國家(包含丹麥這類的國家)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平均比低所得國家(包含馬利共和國這類的國家)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還有錢。
美國內部的所得不平等
美國的情況可當作某種自然實驗來看，讓我們看出在一般被分類為「高度開發」的國家裡，所得不平等能變得多麼惡劣(見圖1.9)。根據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儘管美國最貧窮的人，平均而言，比許多開發中國家最貧窮的人過得要好得多，美國內部的不平等卻可以入列世界最高的一群。在2010年，美國前五分之一家庭的所得，占了全國所得的47％，其中20％全進了所得前5％的家庭；這些數字排除了繼承而得的財富、資本利得，以及其他非經工作而來的所得。於此同時，底層五分之一的家庭僅僅占了全國所得的3.8％。益發嚴重的是，頂層與底層的差距已加大：流入美國前1％人口的所得比重自1980年代起激增，而同一段時間內，底下90％人口的所得增長有限。
富裕國家的極端情勢
如果美國讓我們看出，一國之內的不平等能變得何等惡劣，那麼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便是讓我們認清，一國的經濟能怎樣的劇烈萎縮。這3個國家僅只是更大的趨勢中3個最為極端的地點，而這個及於已開發世界（包含歐元區其餘部分）的趨勢是：已開發國家中經濟空間的萎縮。當已開發國家彼此間沒有戰事，這樣的萎縮是很不尋常的。要描述這趨勢，更常見的用語是低成長與高失業率。有鑑於這3個國家以及事實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別的國家裡，很大一部分人口所遭遇的極端態勢，我主張，上述用語太過含糊。就業情況的有限增長，並不足以根除此一萎縮。失業與破產的增長已有詳盡的記敘，在此我不多費筆墨。我的目標是運用前述趨勢來探索經濟空間的萎縮及其影響。
當劇烈的收縮逐漸被標準量度摒棄，「經濟」事實上(de facto)就被重新定義了。失業的人失去了一切—工作、住家、醫療保險之後，便容易掉出那被定義成、被視為是「經濟」的東西。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小商店、小工廠的老闆，他們在一無所有之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還有受了良好教育的學生與專業人士，他們移居外國，完全離開歐洲。
這些趨勢重新定義了經濟的空間，使其變得更狹小，而把很大比重的失業及貧窮人口趕離標準量度。這樣的重新定義，讓「經濟」變得能端上檯面，能在人均GDP的量度中顯示些微成長。但腳踏實地來看，卻更接近一種經濟面的族群清洗(ethnic leansing)：將棘手的因素直接排除掉，就當已經處理好了。
像這樣縮小、重新定義經濟空間，讓經濟體能以「回歸常軌」的樣貌呈現的作法，持續可見於越來越多歐盟會員國及別的國家。其中一項區別是，IMF及歐洲中央銀行(ECB；European Central Bank)在陳述經濟復甦所需要素時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只要在這議題上，人們幾乎只聽得到它們強調GDP的復甦、不提經濟體的收縮，它們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取得成效。
實際上，在2013年1月初，歐洲央行就表示，希臘經濟復甦在望，而信評機構穆迪(Moody’s)也上調希臘的債信；希臘的評等還是很低，不過這樣的轉變之所以要緊，是因為投資者會將之納入考量。而這些顯示著若干復甦的量度略去的是，有數量可觀的一部分家庭、企業、地方被逐出那些受到衡量的經濟空間。被驅逐者，成了正式的評量機制看不見的事物，其對於成長率的負面拉力從而也被抵銷掉了。
作者：莎士奇亞‧薩森 Saskia Sassen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及全球思想委員會聯合主席，曾獲選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並獲得多種學術獎項與榮譽博士。最近一個獎項是：西班牙亞斯都利亞親王社會學獎得主（Principe de Asturias Prize for Social Sciences）。
（編按：《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是莎士奇亞薩森的作品，以全球視野，透過社會學的方法，將不同區域與經濟體的衰退、環境破壞以及社會總體生活的向下沉淪等頹勢，找出內在的共通邏輯，闡述「驅離」此一力量所造成的破壞力，為現代社會的困境指出了嶄新的理解方式。新頭殼特別與商周出版合作，為讀者摘錄部分內容）
這一個半世紀以來，全世界經濟不平等的整體水平劇烈上升。圖：商周出版提供
1979-2006年，美國內部以家庭計，平均工資與薪水成長百分比。圖：商周出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