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的工作辛苦，舉世皆然。台灣的記者或許更辛苦，因為台灣媒體競爭更激烈，環境更惡劣。媒改團體，還有新聞學術單位所做的調查，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尤其，近來不少媒體多平台發展，彼此競爭即時新聞，更加重第一線記者的負擔，這也是事實。

在一些主要跑社運新聞的年輕記者的集體「關切」下，勞運出身的新任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賴香伶，三月間針對30多家媒體進行勞動檢查。檢查結果四月下旬出爐，根據台大新研所教授林麗雲的描述，這結果是「傷痕累累、血汗斑斑」，因為受檢34家媒體全數違規，連一向被認為是「模範生」的天下雜誌都「中獎」受罰。

對於這樣的勞檢結果，我一點都不意外。我感到意外的是，如此大陣仗針對媒體的勞動檢查，在任何對新聞自由有一點概念的民主國家，一定都會掀起激烈的討論和辯論，而在號稱擁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台灣，居然比一般新聞還平淡，(被罰的)主流媒體最多只是輕描淡寫地報導勞檢結果，幾乎沒有任何的討論。

一件事情不去談論它，不表示它就不重要，不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許多不同媒體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在私下場合，對這樣的勞檢要把記者變成上下班打卡的新聞勞工並不以為然，但是他們不會公開表示意見，因為記者過勞的現象是存在的，他們擔心陷入被指責為資本家幫兇的窘境。至於嚴重受到影響的台灣媒體經營者，由於長期彼此不相往來，沒有透過公會組織提出公開訴求(論述)的習慣，只能由人資單位各顯神通去因應。

於是，對這個議題比較深入的論述，都是來自「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的年輕記者、重視勞動權的部分媒改學者、勞運媒體以及還未卸下勞運外衣的勞動官員。她(他)們的投入和動能令人欽佩，但如果不對他們陳述的事實和論點，也提出一些挑戰，那就可惜了這個議題的討論和處理。

一位年輕的新頭殼記者在勞運記者會上陳述他318學運時，守在現場逾時工作的情況。這是一位非常優秀、表現傑出的記者。他所述說的逾時工作、沒有領加班費的情形都是事實。但他漏說了一些其實也非常關鍵的事實，包括：當編輯部要派人接替工作時，他堅持要繼續留在現場，記錄歷史；此外，他雖然沒有領到名目為「加班費」的酬勞，可是社方的確給了他一筆不見得比加班費少的獎金。

作為運動者，只敘述部分的事實以增加運動的動能，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不過作為議題的討論，我們總希望事實可以得到足夠的陳述，不要產生誤導。

長期關心記者勞動條件的劉昌德老師，在一篇談及記者工時的文章裡提到英國記者工會號召今年的9月23日為「準時下班日(Go Home on Time Day)」，令人心嚮往之。但這個事實反而是說明，其實英國的記者大部分的時候是無法準時下班的，才會把這一天準時下班作為鼓吹的目標。沒有準時下班的英國記者有沒有領逾時加班費，我沒有做過研究，不敢多說。我倒是為了這個事問一位資深的德國記者朋友，他說，或許媒體勞資協議裡會有工時的約定，但準時下班和支領加班費的事他從來沒聽過。

我查看一些支持逾時加班費的文章，裡面提到有美國媒體逾時工資加發二分之一。但恐怕這不是多數歐美媒體記者工時薪資的常規，因為記者在外採訪，他們的工時無法準確測量，坦白講，也沒有準確測量的價值。對媒體而言，記者的貢獻，不在他工作時間多長，而在他工作的具體成果。對記者來說，如果經常性的工時有合約或勞資協商的保障，他也不見得願意上下班像工廠工人一樣被約束。

支持這次勞檢的人認為，正因為台灣媒體勞方組織貧弱，因此政府勞檢的介入是必須的。但我強烈懷疑，這類勞檢製造的問題比它要解決的問題還多。

總的來講，一項政府法令如果執行起來，所有要規範的對象全部都違反，那我必須講，一定是這項法令有嚴重的瑕疵。記者工時勞檢的要求之所以不合理，就是因為它要求媒體必須設置和工廠勞工一樣的記者工時記錄，然後必須依這項記錄發放逾時工資。

勞動部找少數媒體討論這項規定時，有媒體質疑不可行，勞動部都是以公視為樣板，說公視做得到，為什麼其他媒體做不到？坦白講，公視的準時上下班是模範，但他們在這種制度下所製作出來的新聞，卻很難稱得上是模範。公視有員工因私事逗留辦公室，因此晚刷了下班卡，被勞檢認定是逾時工作，予以處分罰款。如此離譜的處分，公視也認了，或許因為繳交的是納稅人的錢，不會痛。在公視，同樣的工作，能力差、動作慢的人，磨過了下班時間，還可以請領加班費，這等於是用制度鼓勵大家向下看齊。公視如此下去，真的前途堪慮。

因為新聞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生，記者的工作就必須具備一定的彈性。不考慮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記者工時像集中勞動的工廠一樣記錄、一樣處理，就會發生許多荒謬的事。

荒謬的後遺症之一，就是逼迫媒體造假。某家雜誌媒體因只有記者出勤記錄，沒有工時記錄，被罰。現在傳出的潛規則是，把原來每天打卡一次，改為打卡兩次，狀似上下班記錄即可，即使前後只差幾分鐘也無所謂。另外也有報導說，媒體讓記者準時下班打卡後繼續工作的情況，一切沒變，只是有了符合形式的工時記錄表。

記者工時即使要記錄，也無法準確紀錄，因為有許多灰色地帶。記者與同業或潛在新聞對象晚上聚餐，算不算工作？採訪路程中在路邊喝一杯咖啡，要不要從工時中扣掉？總統或蔡英文出國訪問的隨行採訪，都超過7天，沒有就地休息1天，算不算違法？林林總總的問題，都會讓記錄工時以及計算逾時工資的事情，變得非常困擾，甚至孳生根本沒有必要的事端。

在相關的主張和論述中，最讓我感到驚嚇的，是這些年輕記者和媒改學者們，如此輕易地要引進政府的行政權，來處理記者工作逾時的問題。台灣媒體脫離政治掌控的時日還沒多久，走過那個年代，做過努力的人，應該對政府以各種方式影響媒體，還是會抱著戒慎恐懼的心。主張讓政府權力進入媒體發稿系統，以確認工時的人士，有沒有想到這種主張是何等的輕率和不負責任。

我同意勞基法的工時保障是記者的法定權利，現在第一線記者普遍過勞也是實際存在的事實，必須採取措施加以改善。但是以行政權介入，用離譜的方式，要來解決記者過勞的問題，絕對不是好方法。記者必須有自信、有能力，和西方國家的記者一樣，透過集體協商，和資方討論出符合新聞媒體這個產業特質的工作方式。不如此做，輕率引清兵入關，找政府胡亂干預，哪裡有個第四權守門者應有的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