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日,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辭世,4月9日在梵蒂岡舉行追思彌撒。作為台灣在歐洲唯一邦交國,當時的民進黨政府立即表達哀悼。外交部依循往例建議總統陳水扁派遣行政院政務委員作為特使出席教宗喪禮。阿扁當時下的指示是:「為什麼不能爭取由我親自出席?」

當機立斷的決策,以及後續72小時的外交斡旋、48小時台灣-羅馬來回長途飛行,促成台灣現任總統首度踏上歐洲大陸與梵蒂岡的「元首外交」突破,也替後續的總統馬英九和副總統吳敦義打䦕出訪教廷的大門。

10年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過世,國民黨執政的總統府同樣策動一場「喪禮外交」,一天之內讓馬英九來回新加坡進行「私人致哀」,同樣創下其任內首次「入境」非邦交國先例。這兩場台灣「元首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有異同之處,時空環境也有所不同,也都反映台灣國際處境的無奈,但與其被淹沒在政黨口水與媒體對馬政府新聞操作失當的批評聲浪之中,不如給予更客觀、深層的檢視,作為他山之石。

梵蒂岡是台灣邦交國,但眾所皆知中國對其軟硬兼施拉攏多年,梵方也有意與北京建交,台梵關係的維繫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中梵關係歧異未能化解的現實基礎之上,最主要就是天主教樞機主教任命權。因此2005年阿扁的梵蒂岡之旅面臨來自北京壓力絕不遜於這次的馬英九。當時總統府的策略是,阿扁出訪前先向外界定調這是一場「和平追思之旅」,行前阿扁數度前往教廷駐台大使館致哀,阿扁清楚向教廷保證,此行僅參加教宗追思儀式,不會安排其他公開行程,更不會發表政治性談話。同時間外交部爭取義大利政府協助,給予阿扁元首通行證,得以順利入境羅馬。北京全程氣急敗壞、甚至最終抵制拒絕出席教宗喪禮,更讓台灣政府彰顯道德、和平價值的崇高。

姑且不論日後藍營如何批判扁政府搞「烽火外交」和「迷航外交」,這場梵蒂岡追思之旅理當成為台灣領導人可貴的外交實踐案例。

馬英九此次訪星之旅,在戰略層面勢必也帶有上述的思考意涵。當然台星沒有邦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出席29日的李光耀國葬,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更不可能與馬英九同台,且星國在操作與兩岸重要領導人互動模式向來強勢。矛盾的是,半年前馬英九仍念茲在茲「馬習會」,新加坡被視為是「第三地」可能選項之一。然而去年太陽花運動和9合1地方選舉國民黨慘敗徹底讓「馬習會」破局,反而讓馬英九訪星之旅不夠完美,甚至遭外界攻訐是偷偷摸摸、自我矮化與新聞操作失當。

這兩場「喪禮外交」均非可操之在我,也都有中國壓力,但不同的戰略思考和執行能力,造就了不同結果,關鍵在於「元首外交」務實面與尊嚴面的分寸拿捏,以及嫻熟的外交和宣傳經驗。同樣是「元首外交」突破,國人與朝野應該支持,同時思考未來如何改進執行的缺失。畢竟哪一黨都會執政,當如此機會來臨,考驗的才是真本事。

作者:劉世忠為自由撰稿人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