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政治犯受難者詹登貴留下來的一只手提箱,在他身後被發現,讓原本不諒解的兒子終於體會到父親當年的心情感受,更讓他的中國籍媳婦,在一張張端詳詹登貴用漂亮書法字體所寫的日記時,不禁感動得流下淚來。

記錄發生在屏東縣白色恐怖時代的《爸爸的手提箱》一書今天舉行發表會,本書是由遠景出版社與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合作、資深記者郭漢辰主筆的一部田野調查,透過平實、生動的文學語言,記述屏東當地的白色恐怖事件,記者會由即將接任台中文化局長的詩人路寒袖主持,林衡哲醫師和李筱峰等人也前來共襄盛舉,書中受難者的後代詹正義、藍見棻兩人更特地北上現身發表會。

書中唯一原住民的政治犯後代詹正義,並帶著他父親留下來的一只手提箱到現場展示,其中一篇日記的註解寫著:「霸佔:強橫的奪取人家的東西為己有」似乎讓人感受到深受屈辱的不平之鳴。

白色恐怖比較罕見的是原住民受害者,屏東獅子鄉的詹登貴是本書中唯一一個例子。本書的採訪作者郭漢辰說,詹登貴當年原本是國民黨積極栽培的原住民知識份子,在獅子鄉是一個大家族,但自從詹登貴因案件簽連被逮捕之後,妻子因此離家出走,只留下一個剛出生的兒子詹正義,家道因而中落,改變他的一生和整家族的命運。

郭漢辰說,他訪問詹正義時,剛好是他父親詹登貴逝世十年,似乎冥冥中注定;害羞的詹正義本來都不說話,但慢慢的,才透露出這些年來對父親的想法。詹正義原本認為父親對不起他們,後來因為思念父親,開始整理父親留下來的資料,發現一個父親生前留下的一只手提箱,裡面滿滿是詹登貴記錄出獄後心路歷程的日記和書信手稿。

害羞安靜的詹正義讓妻子帶著女兒一起上台致詞,他妻子說,她是外籍(中國)配偶,嫁來台灣已經十年,覺得既然嫁來台灣,就要在這裡生根立足,雖然殘障的老公很可憐,但也是她甜蜜的負擔,她願意對家庭有更多付出。她說,第一次看到爸爸(詹登貴)的字,就會心想,這是哪一位書法家寫的,竟然那麼漂亮;每次看他的書信日記,都覺得很感人,不禁流下淚來。

李筱峰致詞時則說,他受到當年林衡哲醫師所編印發行的新潮書庫啟蒙很大,從此反抗權威,以致在政大被勒令退學;但從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當時是處於白色恐怖的末期,這樣的處罰是很輕微的,「如果我早生十年,至少被判刑15年,如果早生20年,可能連骨頭都找不到,早就被槍斃了。」李筱峰說,但當時他還可以轉學,甚至變成歷史系教授;他覺得,學歷史,更要珍惜歷史。

李筱峰也指出,白色恐怖是長期的、一個一個抓,從1949年四六事件許多學生被捕算起,到1960年雷震案,也就是蔣介石來台的前十年中,共槍斃了將近3千人,另有9千多人被判刑,而且都是十年以上或無期徒刑;但真正和共產有關只有9百多案,其他人都是冤案錯案假案,他說,這在民主國家是不該發生的。

李筱峰說,如果把戒嚴時代共38年中的案件一起算的話,到1987年為止,台灣出現共2萬9千多的政治案件,有14萬人受難。如果每件案子都寫出來,讀不完,但歷史學者還是要讀,而且讀愈多愈好。

李筱峰並信手拈來,舉出書中幾個例子說,白色恐怖受害者盧慶秀描述當年他關在綠島作雜工除草時,一路過少女,因為行經通往軍方的小路狹窄,且草叢密集,竟要求盧慶秀這位政治犯陪他走一段。李筱峰說,由此故事可以發現,當年民間對官方的形象,寧願相信被關在那裏的政治犯,也不敢相信軍方,擔心被欺負。

此外,書中有受訪者提到,被審訊時,最兇的常常是操著台灣口音者,李筱峰說,其實這有許多相同的例證,例如在日本成立滿州政權時,漢人欺負漢人比滿洲人欺負漢人更兇;同樣的,在國民黨機器之下,台灣人欺負台灣人更兇,為什麼會這樣? 李筱峰說,因為奴隸表現對奴隸更兇,是為了討好主人爭取對他們的信任。

在白色恐怖年代,每出現一個案例就會牽連周遭的人,許多人擔心晚上被抓走,晚間不敢睡在自己的家裡,便跑到田裡或墳墓睡覺。結果,到了晚上,出現墳墓的人變多了,其中一位附近的住戶,只因跟這些人聊天,後來也被抓走判刑。李筱峰說,類似的案例也相當普遍,例如他的老師知名學者陳少廷,就曾躲在稻田中三個月。

本書共收納21個案例,受訪者包括受害者當事人或家屬第二代,有的後代受訪者甚至仍不願在書中出現自己的名字,更多的人則因高齡而逐漸凋零,讓出版這本書的作者覺得是在和時間賽跑。

圖5之2:爸爸的手提箱   

圖5之3:李筱峰   

圖5之4:郭漢辰   

圖5之5:路寒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