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在自我認同上是中國人，但沒有中國護照，拿的是美國綠卡，同時在台工作，參加了台灣健保。他要用健保看病是完全沒問題的。目前的癥結在於王丹人不在台灣境內，因此要求「法外特例」入境。
事實上，他入境台灣本來就是特例，因為他雖具有中國國籍，但護照被中國收回註銷，基於理念堅持，他不肯申請其他國家的國籍。對這樣的棘手例子，台灣政府當初是用「特例」准許他用「回美證+綠卡」入境，也把這樣的「特例」納入明文訂定。
目前他身在美國，正在辦理回美證，但（據他陳述）有即刻就醫需求，所以希望能單憑綠卡入境台灣。這樣的特例卻不在台灣政府的明文規定裡。
本質上，不過就是王丹這個人想要入境台灣就醫，這個王丹不會因為少了一張回美證就變成另一個人。法律上的「審查王丹入境文件」和實質上的「審查王丹入境資 格」有落差是法律不完備造成的，以「文件齊備與否？」的審查代替「資格符合與否？」的審查，認為文件效力勝過資格效力，這是刻舟求劍，是形式主義的錯誤。 也是「依法行政，謝謝指教」這種官僚思想普遍為人民所痛恨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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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六四學運領導者，王丹個人無疑具有某種道德高度，這使得他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多多少少的「優待」，能夠用「綠卡+回美證」入境台灣，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他一個，這就是台灣政府對他的「優待」。
身為持續發表反對中國政府言論的學者，他的一舉一動當然也都受到中共的各種監視和打壓，同時被所有同中國友好的政權所敵視。台灣政府在這次事件上，如果表 現出敵視王丹的態度，等於是對中國加碼表示親善，這樣的表態也許符合台灣當權者本意，但無疑對年底選舉是不利的。同樣的道理，如果對王丹表現出特別的優待 和善意，則會得罪中共。這樣的兩難就是「王丹來台就醫」問題對台灣政府最大的困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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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丟出「醫療入境」這顆球，對中美台三方都有壓力：醫費用過高的問題能引起美國人共鳴，也正中台灣政府對健保制度的自豪宣傳，更呼應了「中生在台健保」「台僑回國就醫」等等爭議話題。醫療出於人道，無關意識形態。是最不引起枝節爭議但卻能爭取最多同情的處境。
基於人道，中美台三方都有責任回應王丹的就醫需求，也都有資格爭搶功勞或者趁機撈點好處，當然也有可能演變成三方互踢皮球的丟臉局面。
也就是說，王丹同時做球給三方，也同時造成三方壓力。如果三方中有一方挺身而出獨自解決，另兩國不免臉上無光。但如果三方會商解決，是否又正中王丹下懷呢？這問題，大概就像王丹的頭痛一樣，只有他自己清楚而且絕對不會公開明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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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猜想是，台灣政府會在透過管道取得中共諒解之後同意王丹的要求，但當然不會公開承認曾經「請示」或「知會」過中南海。至於否決王丹的要求，那等於公開表態支持中共打壓異議份子，這樣愚蠢的做法應該不至於出現才對。
當然中國（台灣）也可能透過管道，要求美國「儘速」出具回美證給王丹，這樣一來，入境台灣就沒有特例問題。但這種做法等於是欠了美國一個人情，讓美國攬下功勞，解決台灣政府困境的同時也坐實了台灣「不友善」和「官僚主義」的罪名。
是否要為王丹特別處理入境問題？考驗的不只是台灣政府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更考驗了台灣政府對「中國問題」、「官僚問題」的態度。同時也暗中給美國戴上 一頂「辦事不力、因循苟且（醫療費用昂貴、辦理回美證曠日費時）」的帽子。當然也再度提醒世人中國嚴重違反聯合國公約「流放」異議人士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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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事件讓我想到一個不久前的例子：史諾登戳穿美國稜鏡計畫，揭發美國非法監聽國內人民和盟國首腦的醜聞之後，世界各主要國家都面臨輿論壓力要求對「是否 提供史諾登庇護？」表態。史諾登當然沒有足夠的文件可以自由旅行，但沒有一個主要國家敢以「文件不全」作為拒絕史諾登的理由，因為那根本是自欺欺人的鴕鳥 說法，是可恥的。史諾登「文件不全」正是他受到美國迫害的證明，就像王丹是因為主張中國人權民主而失去「文件」一樣。
台灣在面對這一問題時，當然可以用人道理由改變「入境必備文件」的法律定義，以實質審查代替文件審查，以積極心態而非官僚心態處理。態度高下取決於心胸寬窄和視野遠近，這道理雖然簡單，政客卻很難體會。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