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條國賓大道。比如，華盛頓有憲法大道、巴黎有香榭麗舍大道、莫斯科有阿爾巴特大街，臺北則有凱達格蘭大道。
與北京的「十裡長安街」相比，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的尺度要小得多。凱道爲總統府外面的一條垂直大道，長約四百米，路寬約四十米，雙向共有十線車道，步行不過五分鐘就從這頭走到那頭。
凱道的前身為臺北府城東門街，開闢於清朝後期。國民政府遷臺後，將該路命名為介壽路，「介壽」是為慶祝蔣介石壽辰而命名。３３一九四七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廳舍亦更名為介壽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介壽館作為總統府。
在威權統治時代，獨裁者刻意在此顯示其無邊的權力：民衆在此行走，必須低頭而過，不低頭者會受軍警訓斥。
與總統府遙遙相對的二二八紀念碑
凱道與總統府幾乎互為一體，位於博愛特區的核心部位。所謂博愛特區，並非官方的行政區劃，而是從戒嚴時期起，軍方稱之為「臺北市博愛警備管制區」的特殊區域。該區域內，除了總統府以外，尚有國防部、行政院、司法院、外交部、法務部、最高法院、臺北地方法院等重要政府機關。
我多次從景福門步行到總統府。景福門是清代修建的城門，經過六十年代的一次改造，國民黨給其「穿衣戴帽「；總統府則是日治時代在脫亞入歐的文化氛圍下修建的總督府，這棟改良文藝復興式的五層建築爲當時臺灣的第一高樓。
一路上，標誌性建築比比皆是。
日治時代的總督官邸，是一棟後期巴羅克風格的建築，如今是對外開放的臺北賓館。當年由於花費甚钜，曾經引起日本國會議員的指責。
臺灣博物館，為希臘古典建築之風格，被譽為「日本建築學界所主倡近代主義中最莊嚴、技術最圓熟的作品」。其中央圓頂之設計，更是莊嚴宏偉，不亞於歐洲古都的大型公共建築。台灣史學者劉進興教授特意經陪同我參觀「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修護成果展」，領略「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的歷史真相。
臺灣博物館旁邊，就是地址為凱道三號的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此處爲「臺灣廣播公司」廳舍，大批憤怒群眾沖入其中，對外播音發出控訴，成為全台反抗活動的開端。
周遭即爲二二八和平公園，園內有一尊大型的二二八紀念雕塑。此雕塑的造型過於複雜，象徵過於繁多，在我看來未必是成功之作。
雕塑落成後兩年，紀念碑文始終未能定稿。參與碑文起草的、最早參與爭取二二八平反工作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蘇南洲告訴我，別看這短短的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是召集學者開會三十多次才定稿的。其中，最末一段爲：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沈屙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雋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鑒。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壹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于永恆。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二二八紀念碑雖然沒有總統府規格宏大，但兩者相聚不足一箭之地，表明掌權者不能永久壟斷歷史，真相與正義總有回歸的一天。在台灣各地，先後修建了二十多座以「二二八」爲主題的紀念碑，屠夫的塑像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台灣的轉型正義就在兩組數字升降的對照中，緩慢而艱難地啓動與推進。
被公民踩在腳下的凱道和被公民關進總統府的總統
就官方而言，凱達格蘭大道見證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至今歷次國家中樞儀式慶典，一度是彰顯權力的神聖性的特殊空間；就民間而言，凱達格蘭大道則具有另一層的政治意義——它與自由廣場並列為臺北市集會遊行舉辦時選擇的重要集結點，也逐漸成為民眾集會遊行抗議的聖地。
在凱道尚未改名時，抗議民眾就已經不顧統治當局的威嚇，在此聚集並表達訴求。惟有這裡最能凝聚民氣並吸引媒體的關注，從而給統治當局形成壓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林國華、蕭裕珍等人率領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為抗議目標，主導南部農民北上臺北請願活動，此事件稱為「五二零事件」。這是臺灣農民運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件大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陳水扁在臺北市市長任上，下令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凱達格蘭是最初居住在臺北地區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名稱。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不僅是街道名稱的改變，更是制度的更迭與自由的釋放。
同時，臺北市廢除了凱道及重慶南路一段禁行機車及腳踏車的交通標誌。這是「空間解嚴」主張的體現。凱達格蘭廣場上，可以舉辦「飆舞」舞會了，在普通人翩翩起舞之中，威權的堅冰終於解凍。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麽包括凱道在內的每一條街道，都應當被民眾踩在腳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末，當我抵達台灣的時候，太陽花學運雖已落幕，反核四的遊行示威方興未艾。我來到凱道，看到人潮如大海，呼喊與高歌，此起彼伏。這是我所體驗過的，除了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外，最有氣勢的民眾運動。
如今，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是當年的黨外運動那樣充滿了悲情與決絕的情緒，而是滲透了一種嘉年華式的輕鬆自在的氛圍。一路上，賣臭豆腐、烤香腸、杏仁茶的小吃攤次第擺開，香氣撲鼻——台灣的攤販們不必像中國的同行那樣，受到城管的打壓和淩辱。而人們在抗議政府的同時，居然還可以獲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愜意。
而總統府早已被閃著寒光的拒馬團團圍住。拒馬周圍站滿了全副武裝、神情緊張的鎮暴員警。這段時期超負荷的工作，已經讓首都的員警難以為繼了。
而馬英九躲藏在總統府內，假裝外邊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偏偏就是不敢出來到凱道上跟抗議民眾打一個照面。在抗議民眾中，我聽見有人嘲笑説，「我們的馬總統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個政治人物，當總統當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紀錄了。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曾經說過，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權者關進籠子裡。那麽，馬英九總統是不是實行了這句告誡，主動將自己關進了籠子裡？
北京的長安街何時才能變成臺北的凱道？
如果凱達格蘭大道還叫介壽路，強迫每個人都畢恭畢敬地低頭而過，我肯定不會來此散步。即便經過此區域，亦要繞道而行。
我對炫燿權力的統治者，一向是「不敬而遠之」。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去長安街，尤其是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那段長安街，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
那裡是屠殺的現場，血跡永遠也洗不去。屠夫們在那裡設置了數不勝數的攝像頭，安排了多如牛毛的員警和便衣。他們究竟害怕什麽呢？
反之，臺北的凱道，早已從統治者的掌心回到了人民的腳下。從洪仲丘事件中的白衣人，到太陽花學運中的黑潮，一個新公民運動的時代，在凱道亮麗登場。而且，其餘波已然激盪到彼岸的中國。有一位參與凱道集會的臺灣青年者，在推特上留言説：「今晚離開凱道的時候，在最角落的地方，有一個大叔站在一堆疊起來的紙箱飲用水前面，招呼著路過的人：『口渴的人，這裡有水！後面桌上有飯團！餓的人都可以拿去吃！中南部來的朋友，如果沒有地方住，我開辦公室的門給大家住！』」
在這則留言的下面，我看到一位來自中國網友如此評論説：「那年的北京, 也有這樣的人。」
還有一位中國網友留言説：「我能理解臺灣人為什麼不願意回歸，因為此刻，我也寧願自己是臺灣人。」
走出來，就有希望！臺灣的民主，就是民眾一次次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走出來的，而不是掌權者在密室裡大發善心而賞賜給大家的。
中國的民主歷程也一樣。哪一天，北京的長安街才能變成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呢？
如今，兩岸民眾對政府都充滿了怨氣，但怨氣的程度大不相同。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灣有一張姓男子駕駛一輛裝砂石的卡車從凱道衝撞總統府，受傷後被送往醫院救治。而三個月之前的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有維族人士駕車由長安街衝撞天安門金水橋，並引爆爆炸物造成五人死亡。日本《產經新聞》報道，香港人權組織指這次涉案死亡者中有人是六月新疆開槍鎮壓時一名死亡維族人的遺孀，該女子死時已身懷六甲。此後，中共當局在長安街沿線的重要單位門口均設置能夠阻止汽車衝撞的新型拒馬。中共當局的暴力維穩和民族歧視政策，是催生愈演愈烈的「自焚攻擊」的根本原因。而要改變此種危險的趨勢，唯有徹徹底底地還政於民。
我相信，當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在長安街上自由地行走、呼喊與歌唱的那一天，就是徹底埋葬共產黨暴政的那一天。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