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獲得首屆唐獎之漢學獎，本來是一件實至名歸的好事。就像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諾獎增色不少一樣；余英時獲得唐獎，讓初創的唐獎備受世人矚目。
然而，頒獎方和余先生的幾個已經熬成台灣學界名流的學生，心胸狹窄、眼界蹇迫，拼命要將余先生「去政治化」，標榜所謂「純學術」，反倒營造出台灣資深媒體人李蔚所説的「余英時都不余英時了「的荒誕效果。
在記者會上，唐獎的執行長陳振川拒絕回答「余英時教授近來對很多政治事件發表意見，我想問這和他思想的關聯性？」這個問題，評委之一的丁邦新教授更是板著臉回答：「唐獎不考慮政治，我們純就學術論學術。」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黃建興是余英時的學生，認為余英時一方面像傳統士大夫，批評政治權威，但卻又學習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客觀態度，謹守分寸不涉入政治。
這些言行，簡直就是赤膊上陣，將余先生削足適履。倘若唐獎的價值立場真是如此，那麽唐獎根本配不上余先生。
余英時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詞語，認為「知識」一旦成為「分子」，就如同毛澤東所説的「毛」只能附着於「皮」之上那樣，失去最寶貴的獨立性。所以，余英 時用「知識人」這個概念取代「知識分子」，就是要恢復其「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向度。
在余英時看來，知識人當然也是政治人，知識人可以用議政的方式介入政治，發揮對社會正面的影響力。無論是痛斥共產黨軍隊「六四」血腥屠城的慘劇，還是成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幫助流亡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無論是梳理「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傳統的關係，還是爲劉曉波的自由而大聲疾呼；無論是批判旺中媒體違背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還是挺身而出聲援太陽花學運，余先生在這些大是大非的事件中，從來都態度鮮明，絕不含糊其詞。這些言行不都是在參與政治嗎？
同時，余先生對中共暴政的批判，並非如丁邦新教授所言，是始於對「六四」的不滿。七十年代中期，余英時作為美國史學會訪問團的成員，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訪問中國。在那段行程中，他已觀察到鐵幕背後的中國的種種不堪景象。更早，余英時在解讀前輩學人陳寅恪的詩詞時，就發現了中共暴政對知識人心靈的戕害。中共視自由爲天敵，知識人視自由爲空氣和水一般寶貴，因此中共與知識人的衝突不可避免。
余英時支持太陽花學運，引起國民黨保守派的不滿，就連一些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辱罵其「由學術大師淪為智障人士」。余英時從來不怕因參與政治而損害自己的「學術聲譽」，那麽，唐獎方面以及「余門弟子」們，究竟怕什麽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