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遺症下 中國知識分子對太陽花學運的誤讀》---

天安門屠殺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知識界患上了的「天安門屠殺後遺症」，其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反激進主義」的共識。

因被八九民運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複，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其序言指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兩位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別革命》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厚的依託，是引入學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觀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國出版，但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反倒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國學界青睞。

這一思想、學術乃至公共話語的轉向，並非中國知識界的自發和自覺，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懼而走向鄉願和犬儒的表現。中國知識界一邊標榜溫和、理性、改良、妥協，一邊半推半就地賣身求榮，無視「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公義的缺失、專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權優勢」造就的經濟騰飛的「惡之花」。

在此時代氛圍之下，「天安門屠殺後遺症」的患者，一看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第一反應就是「天下不能亂」，進而譴責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暴徒，並以此向權貴階層獻上投名狀。

同樣是「六四」屠殺，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童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的舅舅家長大，當年朝夕相處的表妹張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兒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門母親。故而，溫文爾雅的余英時怒髮衝冠，從此對共產黨暴政不假辭色。余英時曾經發表公開信譴責旺旺集團對臺灣新聞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聲援「太陽花學運」。

主持《南方週末》筆政多年、其間也受到過中宣部整肅的中國雜文家鄢烈山，此次卻站到了「太陽花學運「和余英時的對立面。

鄢烈山以《我為何不能認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一文粉墨登場，文中甚至對余英時使用了惡毒的人身攻擊，「它讓我看到意識形態偏見，如何把一個大師級學者蛻變成智障人士」。為了證明學生運動並不「純潔可愛」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寫道：「如果不瞭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紅衛兵學生運動，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那場導致官民『雙輸』的政治風波，他應該記得抗戰前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吧，應該記得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吧？不過，那時為奪取政權而戰的中共是在地下領導學生運動，現在民進黨可以公開支持罷了。」

這段論述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和混亂的邏輯推理。其一，鄢烈山將紅衛兵運動與八九學運並列，前者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奉旨造反」後者是以民主為訴求的學生自發的抗議運動，這兩者哪有可比性？

其二，鄢烈山自覺自願地使用官方對「八九」學運的命名即「政治風波」，隻字不提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血腥屠殺；他還用「官民雙輸」、「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飾屠夫與被害者之區別，堪稱顛倒黑白、為虎作倀。

其三，鄢烈山將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共遙控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今日臺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暗示臺灣學生是民進黨的馬前卒。而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蔡博藝在臺灣《蘋果日報》發表了《在台陸生的公民課》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進黨動員了學生，而是學生動員了民進黨」。

一個年輕大學生的見識就高出老謀深算的鄢烈山許多。我只能說，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黨心態，絕對不會如此胡說八道。那些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正施施然地走進歷史的垃圾桶。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