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奴才」原本是個罵人鄙賤的用詞;無論是誰,若被人罵做是奴才,心裡也都會不爽。可是到了明代之後,由於太監對皇上往往自稱奴才,這一罵人用詞就開始有了轉變。而入清之後更加離譜,連旗籍近臣與武官,對皇上甚至對王公大臣,往往也稱自己叫奴才了。

研究過「紅學」的人就知道,一般人還不能僭越自稱奴才。像李煦在曹雪芹祖父曹寅死前,密奏康熙皇帝時一直稱「臣」,曹寅死後,他得了皇帝的認可,參與江寧織造府內的公私事務。而自康熙五十六年起,奏摺裡才出現了「奴才」字樣,可見奴才比「臣」或「卑職」是高一級的。

到了乾隆年間,奴才更成了尊稱。有人密告前禮部侍郎齊召南放貸圖利,皇上為了查贓厚己,就令浙江巡撫永德查辦;不料永德竟回報「查無實據」,乾隆皇帝因此龍顏大怒,不但傳旨申飭,還下令他以後不准再稱「奴才」。後來證明永德查的沒錯,雖然還了他清白,但他依舊只准稱「臣」,再也當不得「奴才」了。可見「奴才哲學」在中國不但源遠流長,還不斷發揚光大,與日俱增。

兩蔣自1949流亡來台,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實行奴化教育,就為了將這個島國,轉化成比中國更中國的中國。在這次學運中,有些深諳「奴才哲學」的統派跳梁小丑趁勢爆紅,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4月1日跟隨外省掛幫派頭子「白狼」張安樂,去立法院前示威「反反服貿」,卻被主持人張孟崇說成是「王偉忠」的王炳忠吧!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被西方強權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過,也被日本與中國的流亡政權統治過,一再的改朝換代,讓台灣基層社會對公權力,早已產生了疏離感。在這種特殊的情境下,黑道就成了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例如有人欠債不還,債權人報官也無法獲得清償;甚至良家婦女遭到姦辱,報官還要拋頭露面的在公堂上舉證,形成二度傷害。但黑道在處理這兩件事上,總能快速的達到實質正義,滿足民間的需求,也就因此成了多數人眼中可以容忍的「必要之惡」。

不過也因如此,黑道在民間既然成了一種行業,也就該有些行規,簡單說就是黑道也該「盜亦有道」,要與官方保持距離,讓民間信任你能幫老百姓做點官方做不到的事,而不是跟著官方一鼻口出氣,這樣才能貫徹實質正義。但兩蔣對台灣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統治,讓善良的台灣人變質了,更可怕的是連黑道也變質了;尤其兩蔣豢養的外省掛,更是鷹犬中只配吃鷹犬所拉之屎的下級鷹犬。他們完全靠官方的奶水,不,是糞水在成長。

為了統治方便,兩蔣透過情治系統,刻意扶植並優遇眷村裡的外省幫派。例如國中三年級上學期時男生打群架,本省的退學,外省的送去桃園第一士校,等畢業典禮那天才回來領證書。但這還只是小CASE,兩蔣對黑道的省籍差別待遇,最典型的範例就要從我們北投這裡唯一的一所公立高中談起。

復興中學是戰後才設立的省中,雖然不及台北市區裡日治時代就設立建中、成功等的老省中,但在國府遷台,帶來一大堆流亡學生,僧多粥少,升學機會不多的戰亂年代,要入學也是很不容易。但當時的陳校長惡搞,向鷹犬表態效忠,竟把全省因打架退學的省中男生都收來「教化」,說穿了就是把還會唸書但愛打架的學生收來,日後再送去東引、大陳當「反共救國軍」(這並非國防部編制內的軍隊)當幹部,到對岸合法打共匪。

另一明顯的差別待遇範例,就是我們北投這裡眷村組成的北聯幫,與傳統幫派山腳幫(這幫派必須用台語發音)械鬥,雙方成員各有死傷。但山腳幫的被判刑管訓,北聯幫的卻被送去東引反共救國軍避鋒頭,兩年後換了一個名字,穿著一身畢挺的軍裝回到北投,已經是國軍野戰師的副連長了。

但有些人也許不解,外省小孩加入外省幫派,幫著兩蔣鷹犬為虎作倀,於情於理都能想像;可是王炳忠這樣的台南小孩,連「中華民國頌」都唱得如此荒腔走板,為何偏要操著矯柔做作的捲舌音,成為統派團體的附庸?其實大多數台灣人對統派思想很寬容,別說是陳映真、藍博洲,即使是朱家姊妹,大家也都敬重有加,但為何獨獨不屑王炳忠呢?這就讓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同樣是來自台南的李勝峰。

1979年台美斷交後,黨外勢力已蓬勃發展,雖然黨禁與報禁並未鬆綁,但沒有黨名的「黨外黨」已經穩定運作,各種黨外雜誌更是越禁越普及。不過這時特務機關也沒閒著,扶植了反共義士沈光秀(沈野)、勞政武、蕭玉井等人,在當年7月7日,創刊了極右統派政論月刊《疾風》。這個雜誌很有趣,編輯中也臥虎藏龍,例如後來的小說家張大春、廖蕾夫(廖風德)等;但是讓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後來成為新黨立委的李勝峰。

1979年9月8日,黨外的《美麗島雜誌》無懼兩蔣情治機構的打壓,仍在台北市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疾風》雜誌社成員,就像現在中天的《新聞龍捲風》名嘴,針對女性作攻擊對象,在中泰賓館外舉行「聲討國賊陳婉真行動大會」,許多與會者遭到毆辱或丟擲石塊等硬物,這就是有名的中泰賓館事件。次月出版的《疾風》雜誌,還有篇<正義之劍出鞘>這樣「歌頌」說:

「呀:你道這是什麼?──這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漢蘇武節──這就是寧靜以致遠,這就是在人曰浩然──民族的浩然正氣在巍峨的中泰賓館外形成了,旋轉了,擴大了,上昇了──這股中華民族賴以生存五千年之久的正氣,直沖斗牛之上,充塞蒼冥之中!」

回頭再看這次學運,同樣是來自台南的孩子,台灣人喜歡林飛帆,卻討厭王炳忠,就像當年眾人唾棄李勝峰一樣,關鍵不在王炳忠的語氣腔調,也不是政治主張,是品味、是格調。我是外省人,台語沒法流利到能演講,但日常應對還可。早年黨外對外省人總是特別警戒,因為落扒仔太多。我的姓氏很容易就看出是外省人,一開始也總是飽受異樣眼光。

但我認為台灣社會最寶貴的資產,就是我們的包容力。在我的經驗裡,台灣人對外省人,只相信三種人:一是願意把你當朋友的人,二是願意帶頭做事與默默做事的人,三是能力比你強的人。第三點我做不到,但前兩點我能做到,所以總能慢慢獲得信任。社會運動與我們基督徒傳福音一樣,就是《聖經》上說的:「要親手作工」。

林飛帆是個在教會長大的孩子,雖然他的想法與《聖經》不同,甚至在看待同性戀一事上南轅北轍,但他這幾年來搞社會運動,南來北往、餐風露宿,每次抗議幾乎無役不與,專與執政者對抗,這麼多年累積了多少血汗與多少失敗,才有成功佔領立法院這一役。在「親手作工」這事上,他符合了《聖經》裡的教導。

但反觀王偉忠,不、王炳忠這個跳樑小丑,自己不去基層紮根、不去組織動員、不去教育訓練、不去親手作工,只會在鏡頭前專找別人的場子去鬧場。就算是統派媒體記者,拍完就走,他們打心底也看不起這種來湊熱鬧的小混混。看到王炳忠依附當權者去反對陣營叫囂,就像看到戒嚴時代《疾風雜誌》的李勝峰。國民黨專門培養這些政壇許純美,也難怪大家死也不配(願)當中國人。

公道自在人心,台灣可以無國,但台灣人不能無格。台灣人欣賞林飛帆,唾棄王炳忠,那與統獨省籍立場無關,而是討厭不勞而獲。像王炳忠這幾天來的行徑,只能借用《水滸傳》裡的一句話來形容,這個「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