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偵組檢察官日前2度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備詢，引發「藐視國會」與「尊重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的對立輿論，對此，中研院法研所助研究員蘇彥圖今（22）日受訪時表示，台灣的國會調查權制度的確還不完備，但憲政上的線畫得太寬，不一定是合理的，檢察官應針對個別案件來權衡該不該去國會，何況去了以後，若基於正當理由、牽涉到獨立行使的職權，有些不能講的事情可以拒絕回答。
立法院日前針對法務部作出的監聽事件調查結果，2度邀相關人士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備詢，但特偵組組長楊榮宗、檢察官鄭深元等都未到場。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20日更發表聲明，譴責國會綁架檢察機關，且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25、461、585號，指出國會的調查權、質詢權都不適用於檢察官偵查中的個案，檢察官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辦案不受外部干涉。
針對這個問題，中研院法研所助研究員蘇彥圖今天表示，首先要釐清國會備詢制度所承擔的憲政功能，有不只1種的層面。他指出，立法院除了透過質詢來監督行政部會的首長，讓行政部門對民意負責以外，由於承載著立法的任務，「國會調查權」便附屬而生，立委可以透過備詢來取得資訊、釐清事實，才能輔助品質好的立法或修法。
蘇彥圖說，大法官作的461號解釋是基於「權力制衡」的脈絡，因此當立法院透過質詢去追究行政責任時，行使獨立職權的機關可以不來；但國會若是為了「釐清事實」而備詢，像這次的監聽風波，國會需要知道究竟有沒有監聽、光碟是不是空白的、真相是否被隱匿，因而發動國會調查權，就完全不是大法官461號釋字所解釋的對象。
因此，蘇彥圖認為，檢協會和法務部採取大法官釋字第461號作為立場，與國會目前遇到的狀況並不一致，沒有什麼說服力，何況法律上規定一個人有沒有義務做什麼，跟另一個人能不能對這個人提出要求，是兩回事。
但蘇彥圖也表示，如今發生這樣的爭議，映照出的是台灣法制不完備的困境，也就是「國會調查權」的制度還有很多缺失。
以美國的例子為例，蘇彥圖說明，國會甚至可找隸屬於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FBI）幹員來聽證，他強調，這並非意指FBI要來聽國會議員訓話，而是議員希望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包括檢察長在內的行政機關是否有違法失職的地方，好當作以後修法的證據；當然，國會行使調查權時，確實牽涉到許多利害的衡量，像是會不會妨礙對某些個案的追訴、影響司法訴罪的公正性等，但法院是承認國會有這個權限的，何況有些事情若基於正當理由不能講，被質詢者可以拒絕回答。
重要的是，美國國會可發傳票給應該要來備詢的人，若沒有正當理由，不可以不到，不像這幾天台灣的立委和檢察官彷彿在各說各話，檢察官不去備詢，立委也只能口頭上說說「藐視國會」來譴責，無法使檢察官負起什麼相應的法律責任。此外，在台灣，就算有人來國會作出虛偽陳述，也無法制裁他，美國卻可以，即使與所謂的偽證罪不一樣，但總歸有刑事上的處罰。
蘇彥圖總結表示，儘管大法官釋字第325、585號都談到國會調查權的建置，後者更是廣義地肯認了國會調查權，相關立法卻沒有跟上；雖然《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8章提到文件調閱、第9章提到委員會和公聽會的舉行，卻都規定的很簡陋，立法院一直沒有進一步再修正。蘇彥圖指出，這是因為國會擁有更強的監督能力時，對行政部門可謂不利，很多執政者便不會積極推動這方面的修法。
蘇彥圖目前是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為台灣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專長為民主法、憲法理論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