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newtalk 2012.01.26 文/楊建利

回國述職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18日接受美國公共電台採訪指出，「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的熱身期至今，中國越來越不容忍異議，中國的人權紀錄一直在錯誤的方向上行進。」他說，自從他接任駐華大使後，他注意到每天普遍發生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民間抗議活動，他特別提到烏坎的抗爭並給與高度評價，他進一步強調「我相信在中國存在著人民的力量」，當被問及中國的政局是否穩定時，他回答指出，「我認為，非常非常脆弱……但去年初茉莉花革命的號召並沒有產生直接效果，我認為，任何大的變局還有待中國內部具有特別意義的事件啟動。」

駱家輝應該是近年來第1位如此坦率談論中國人權紀錄、人民力量和政局變革可能的美國高官。有記者專門就此話題採訪美國國務院發言人Victoria Nuland女士, 她說：「他（駱家輝）顯然表達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對人權活動人士、維權律師、宗教領袖和少數民族的鎮壓、強迫失蹤、非法拘捕和判刑的增長趨勢的持續性關注。」雖然她非常謹慎，沒有重複駱家輝的中國政局「非常非常脆弱」的原話，但她顯然也不打算否定駱家輝的論斷，「我認為我們給中國政府傳達的資訊與我們對世界其他國家人權關注時所表達的觀點沒有什麼不同：政權在保護公民權利和允許和平表達異議時變得更加強大。」作為國務院的發言人，她的談話需要更為審慎，但「強大」與「脆弱」是一組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中國政府顯然並不「保護公民權利和允許和平表達異議」，因此，可以說她的表述與駱家輝的訪談觀點其實是一致的。

而我則願意審慎地假定，這2位美國高官的言論代表美國政府正在調整對專制國家政治局勢觀察的角度，這種調整是必要的。我們還記得，1年前，2011新年伊始，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召集了一次與人權組織領導人的座談會，當談及埃及現狀和未來時，希拉蕊非常確定地說埃及的政局是穩定的，穆巴拉克政權的沒有問題。此話落地還不到1個月，埃及人民走上街頭啟動了大規模抗議，18天後，穆巴拉克被迫下臺。美國政府在此期間表現的判斷失誤和被動因應是明顯的。

這場從外部看似乎突如其來的北非、中東變革，在其社會內部當然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但作為外部觀察者，人們的政治觀察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行、權貴和精英的保守、政權內權力分配動態和重大外交事件等，而沒有把民眾的根本需求和感受當做一個切實變數，忽略民間在政治經濟 變局中的潛在力量，因此缺少對民間資訊的充分關注，對民眾想什麼要什麼、一旦有機會將做什麼、民眾對政局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等問題缺少準確瞭解。這是美國對專制國家未來預測上的一個盲點，由於這一盲點的存在，類似的判斷失準在歷史上早就有過先例。當然，這一盲點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專制體制下大量的事實、資料在調查統計上的困難，而且，一旦發現判斷失誤，美國政府的調整速度和節奏還是比較得當的。

但北非、中東變局再次提醒國際社會必須注意到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現代資訊交流的便利下，生活在專制國家的民眾不再是政治話語之外的無聲存在。民間變革力量首先根植於對人權的本能要求。

由於越來越便利的網路條件，即使身在海外，我們也與中國各階層民眾保持經常性接觸，就個人而言，在這樣的接觸中，我儘量避免從概念入手而是從民眾遭受的利益侵害入手談問題，反而是國內民眾每每首先提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公正、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民眾選舉和監督官員等民主人權觀念。其實這很正常，因為民眾從自身權益受侵害和維權的實際經驗中深切體會到，假如公民的政治權利得到保障，他們的境遇將會完全不同，因而追求人權是他們的自然要求。由於教育水準和當代資訊傳播條件的提升，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早已不是什麼高深的書齋問題，而首先是一些關乎民眾利益的常識，所以，任何假定民眾對民主冷漠和不關心的判斷都是錯誤（至少是不全面）的。

我們的困難是，無法準確統計這一受侵害和具有強烈抗爭意志的人群數量， 難以準確判斷社會條件出現哪種變數的前提下，零星和局部性的抗爭會形成整體性的力量從而有效挑戰專制制度。但是從個體抗爭到集體抗爭，從經濟爭利到政治爭權，是奠定中國民主變革社會基礎的重要過程，而這一過程正在育涵著重要的民間的民主力量，這是不容忽視的現實。

與具有切身感受的民眾相比，「社會話語權力」的結構性傾斜，使外國觀察者、外交政策幕僚和制定者往往容易被專制國家中較為保守的的精英階層的態度和觀點所引導，認為社會主流人群並不思求變革，因此輕率得出「XX政局是穩定的」結論。以權力為中心的利益分配格局下，由於精英階層投身現實抗爭所遭受的潛在損失比一般民眾大，這一階層不太可能成為民主變革的首先破局者（不表明他們排斥普世價值觀），但另一方面， 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會動態計算變局下的利益得失並以此進行政治選擇，如果民間力量造成破局之勢，多數社會精英基於這樣的動態計算而改變政治選擇並不奇怪，甚至可以說，一旦民間力量的某一部分通過抗爭形成政治破局，不僅一般社會精英，就連統治當局內部較為現實、理性的官員都會從傳統權力體系中裂變出來而成為支持民主變革的力量，到那時，變革社會不會缺少大大小小的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我認為，這種由民間變革力量的局部成長形成政治破局、從而迫使社會精英和統治當局裂變出支援民主變革的力量，是將來中國民主變革可能性較大的模式，也是我們努力爭取實現的模式。

但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預測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同時，統計學上的困難也使我們無法確切判斷當下現實與政治破局的距離，因此，即使是長期研究中國社會現實變化的人權、民主活動人士，也只能以較為審慎的態度預測中國政治變革的臨界點，這樣的審慎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我們更為注重民間社會的發育而避免陷入浮躁和盲動，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專制國家的崩潰從外部看都是突發性的，它的到來往往出乎人們意料，這一點，我曾與蘇東波變革中的領袖人物有過交流，有當事人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變革來臨時，他們沒有足夠的心理和政治準備，因而對變革感到倉促和忙亂。這說明民間的潛在變革力量「水面下的冰山」往往被忽視，尤其是容易被國際社會忽視。

駱家輝的訪談觀點其實並不新鮮，類似表述早已不僅限於海外異議者，國內的網路上也技巧性地存在大量類似的觀點表達。駱家輝的表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站在美國官方觀察者的角度形成了這樣的判斷，而且他具有影響美國政府及政治人物的獨特優勢。他的表述中最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政局非常脆弱」和「中國存在反抗專制的人民的力量」，而這一力量的政治顯現，在等待「具有特別意義的事情」作為啟動的第1個環節。

事實上，我認為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已開始表明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民間力量的重視和尊重，表明這一力量不再被國際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零星抗爭。駱家輝的表述再一次表明：儘管中國政府對於民間力量進行嚴酷的打壓和封鎖，使抗爭處在十分艱難的階段，但民間的潛在能量逐漸引起國際重視，而國際重視本身肯定將會以各種方式對中國民間的抗爭形成助力。

2007年出獄後，我在很多國際場合表達這樣的觀點：在評判中國未來政局變革因素時不將民間力量納入視野，會造成重大預判失誤。判斷中國民間抗爭潛在能力時，我們不能只看中國每年幾十萬起的群體事件（儘管這本身足以被稱為世界奇蹟），還要看民眾對於政權的真實態度、普世價值在中國社會的傳播速度、民意聚集與表達的方式和強度、政府形象和權威的喪失等。當一個社會湧動著大量期盼變革的暗潮時，促使全面破局的某一未來事件其實並不特別重要，因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它將在某一段時間內產生，與這一破局的臨界點相比，我更看重普世價值在社會中的被接受程度、維權抗爭的廣度和深度、公民個體或小型團體間的交流、討論乃至爭論社會各界形成改革共識的進度、國際支援與聲援等。

我想，駱家輝作為美國 駐華大使，他不再只將自己的目光投射於中國的權力體系，而是將目光同時投向了民間，意識到有一種力量正在無可阻擋地暗暗成長。未必駱家輝的觀察視角比別人更為獨到，這是民間潛在力量開始顯現的結果。西方世界開始形成這樣的認識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變革必定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國際社會應以更為準確、全面的視角分析、判斷中國現實，對中國的政治變局早做準備。（本文作者現為哈佛大學法學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