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如果你要當調查記者，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知道如何讓自己安全嗎？」雷恩．布盧茲斯（Len Bruzzese）在《調查記者手冊》這麼問。
這個問題，在中國調查記者聽來可能有些諷刺，因為，在剛過去的一年，他們感受到自1989年以來最嚴厲的言論管制。
2013年初，中國最大膽的報紙《南方周末》旗下的記者舉行罷工，抗議宣傳部門將呼籲中國尊重憲法權利的新年獻詞，替換成歌頌共產黨偉大復興的陳詞爛調，上百名記者透過社群網站連署，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下台。
8月，中宣部要求全國新聞工作者，含編輯加記者至少30萬人，都要參加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培訓與考核，通過後才能換發記者證。同時，政府部門宣布中國各高校新聞傳播學院將採宣傳部共建模式，由官員出任學院負責人，主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
12月，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發佈報告說，目前有32名記者被關在監獄中，政府濫用反國家罪名對付尖銳批評的記者，在記者工作最惡劣的國家榜單中，中國排第三。
比起中國記者的命運，我們似乎只關心：台灣能否在龐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
上個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剛結束他的訪台行程，他拜訪義大董事長時強調，「大陸沒把台灣經濟吃掉的想法」，並頻頻釋出訊息「台灣服務業應把握大陸調結構的機運」，意味仍卡關在國會的服冒協議應儘速通過。去年底，兩岸七十多家媒體媒體高層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商談兩岸互設媒體辦事處，大談「加強正面客觀報導」、「積極傳播兩岸一家親」。
與自信的大國交流，台灣瀰漫普遍的焦慮。太陽花學運記憶猶存，不少學生和公民擔心草率過關的服冒協議，會是攻破特洛伊城的大木馬，陸企挾帶大量紅色資本進入市場，一步步地透過經濟力量影響傳媒、公會、民代，甚至傷害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
這層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為，當下的中國，由統治菁英階層積聚大筆財富，貪腐與濫權在土地上蔓延，面對雜音，他們習慣用錢和子彈。
當兩岸交流進入深水區，暫且不論立場為何，我們都需要認識更透明的中國。必須仰賴這群以「調查」為名的記者，對權力說真話是存在的唯一目的，他們潛入利益漩渦，探索這個國家最隱秘的秘密，並將之暴露在陽光下。
面對不確定的對手，我們必須了解中國調查記者的時代命運。
最堅實的後援Ⅰ
－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2013年底，正為霧霾所苦的北京，透出久違的和詢日光。開完不久的中共三中全會，決議廢止施行超過半世紀的勞動教養制度。
勞教制度是在1950年代中共發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逐步建立，運動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壞份子，除判死刑外，罪狀較輕的，不能判刑的，而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人口，則進行勞動教養，限制其人身自由，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指示發佈後，要求各省自行建立勞動教養場所。
1958年，批准勞教制度後一年，全中國興建超過百家勞教所，形成省辦勞教、縣辦勞教，很快地，收容人員就超過百萬。
各地搶辦勞教，因為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最便宜行事。它是行政處罰措施，不需經過法院判決，沒有明確期限，還可重複勞教。數年間，各級政府瘋狂立法，從人大常委會到省市級政府，出台相關行政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把城市盲流、偷竊吸毒、賣淫嫖娼、破壞治安等，悉數納入。
地方政府掌握勞教的懲罰與解釋權，上訪者成為勞教所裡的主要群體。
勞動教養對象擴大，背後是一個矛盾日益激化的中國，經濟進步沒有帶給中國社會普遍的福利，當權貴和資本組成新聯盟，他們坐在經濟列車的頭等艙裡轟然向前時，很多人卻跌落在車輪之下，被輾過。
這些跌下列車的人群，或在擁擠的上訪村裡等待希望，或在街頭含冤舉牌，而行人只是從他們身邊走過，或許，要在殘忍的社會生存，首先要學會漠視人的尊嚴。在犬儒的社會裡，上訪者悲慘的際遇，已經許久不被談論了。
直到去年四月份，《Lens》的〈走出馬三家〉首度曝光勞教院內部情形，再次將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推上公共輿論陣地，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焚化的資料重新呼吸
與袁凌約在他租屋處附近的西餐廳，位置不大好找，狹小的門口被一家洗浴店的招牌擋著。那是很老式的西餐廳，有著白瓷地磚、長吧台、皮沙發座椅，店裡只有兩組客人，兩男一女穿制服的伺者坐在靠門口的座位聊天，年輕男伺者趴在桌上打瞌睡，一聽見人聲就睜大眼睛裝鎮定。我挑了角落的位置坐下，腦中想的是冒險電影主角的畫面，突然，一個微禿的男子坐在我對座，毒辣的太陽把他臉上的肌膚晒的黝黑又粗糙，襯著那件領口有些寬鬆的Polo衫，笑起來一口亂牙，他是袁凌，《走出馬三家》的作者。
袁凌談興甚濃，「上面很快禁令就下來，後來我的微博就被關掉了。」還沒等我打招呼，他先吐了一番苦水，像被憋壞了的小孩。會這麼快遭到打擊，不是沒有原因，在中國，勞教所等同高敏詞，更何況馬三家這個地方，是中共改造法輪功的樣板基地，直接連結前中央政法委周永康，是不能被提起的名字。
「我做的，只是讓被埋沒焚化的材料重新呼吸。」袁凌不習慣美化的修辭，也不願描述採訪的危險，連故事的開頭都說的平淡。
2008年，他在北京一處家庭教會見到王玉萍，她剛從馬三家女子勞教院出來，身上有一股味道，他克服嗅覺，沒有挪開位子，就這樣聽到一個上訪與勞教的故事。自此，與馬三家越走越近。
北京添煤供暖的冬夜，有個被遺忘的角落。他參與公益組織，送熱粥和饅頭去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看到平房裡的大通舖，人體混濁的氣味和遭遇的苦澀融合在一起，濃的化不開。隨著日漸深入，一些隱晦的內情也向他展開。
聽一個殘廢的女人，講著身受「大掛」，用手銬將手腳扣在床架，身體懸在兩張床中間，還有王桂蘭那份，捆在小塑料卷裡，藏匿在陰道帶出來的日記。這些記錄與講述，構築出一個道德全面潰敗的世界，
那些酷刑，超出理解的邊界，對此，似乎只能無言。聽著一次次重述，他只是記錄，「有三年的時間，我沒有心力打開翻看」那些手寫的筆記和被勞教者的材料，累積成一麻袋，堆在租屋處一角。
有幾次，僅是出於良心的歉疚。他在前幾家供職的媒體，提過馬三家的選題，都遭到否決。他可能也鬆一口氣，「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一題目，」因為自身也存在著勇氣和心理能力的欠缺。甚至，有一些時候，他覺得它們註定像這片國土上的眾多證物一樣歸於淹沒，他只是乏力的見證者。
悲觀、壓抑的情緒，來自數年期間，勞教制度像一個冰蓋，律師、媒體、人大代表的聯手努力，屢屢歸於失敗。他和她們的交往仍在繼續，曾在北京南郊平房裡，和幾位從馬三家走出的上訪者吃過「團圓飯」，他看見她們努力重新生活，但那段恐懼與不平，已滲入骨血中，他知道生存之外，她們也需要真實。
「我採訪二十位以上的被勞教對象，」採訪這麼多人，因為「一個人講沒意義，大家講的可以互相印證。」採訪的過程盡是殘忍，「那些細節，對她來說是心理負擔，你要一遍遍地追問細節，她會容易失控。」但袁凌克制情緒，平和的語氣反覆追問，像個旁觀他人痛苦的局外人，「被害者往往會誇大自己的痛苦，」當上訪者向他哭訴如何被懸掛在空中時，他一定要問「你腳著不著地？」
有了案例與幾份物證，他還需要更「嚴謹的證據」，而律師有調查取證權，一直是調查記者的親密戰友。「有人把勞教院受到的虐待，請律師提起行政覆議，要求賠償，」袁凌從散落的日記中看到針頭線腦。翻閱案卷查到哪個律師代理，再向上追蹤到他的律所，打電話給他，被拒絕一次就再試三次，「他們會怕嘛，都不會宣揚代理勞教，有些律師也被抓起來了。」說服律師很難，但取得的證據都蓋上當事人指印，是具有法定效力的，心裡也有底氣。
關鍵的談話者
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傳出消息，年內停止勞教制度，這個冰蓋出現裂痕，他向《財經》副主編羅昌平報稿，沒想到即獲得支持，「證據鏈經得起推敲，我覺得就可以發。」大受鼓舞的袁凌，決定去一趟遼寧，探訪馬三家。
北京時序入春，遼寧仍是冰雪深厚。「這是一座真正的勞教城」，袁凌回憶，佔地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馬三家，周圍荒涼的一塌糊塗，冬夜裡走在大街上，路燈一明一滅，大雪後積水的窪坑、農田裡紮起的稻草。
57年的歷史，造就它不同尋常的格局，勞教院門口，仍掛著思想學校的牌子，四周皆是高牆鐵絲網，「給我的感覺都是黑色的」，那股肅殺的氣氛，給袁凌太強烈的感受，就像黑洞總是蘊含特別的能量，能遮蔽所有接近它的努力。
官僚習氣同樣叫人無力，面對傳達室的推諉與門衛的喝斥，袁凌無法進到勞教院，只得叫車轉一圈，高牆內還能隱約看到大院有高高矗立的雷鋒像，看著這位「對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寒冷」的新一代偶像，「第一次在我心中和勞教院聯繫在一起」袁凌說。勞教制度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強調「教育感化第一」的理論下，實行的卻是對「階級敵人」的專政。
在這座沉鬱的北方城市，經過幾天的奔波輾轉，終於接觸到一些人和線索，尤其是那些敢於講述情況的內部人士，「他們讓我明白，在看似灰漠的一片鐵幕背後，仍然有正義存在。」
在約定碰頭的地方等到來者，每次的見面，他明白自己更接觸到事實核心。他總結三點突破，一個是找到勞教院裡的幹警，他不願多說，袁凌把日記裡的說法擺出來，像是那張固定人手腳，不能完全坐直或彎腰的「老虎凳」，透過幹警的印證，最後確認它是存在的，「他是另個身分的人，沒有動力來誇張」。
採訪到馬三家勞教院原副院長算是第二點突破。「他覺得現存的勞教制度很有問題，」前院長直接批評，馬三家把《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視為虛文，他在任時勞教人員幹活沒給任何報酬，後來才開始給學員一個月10元的象徵性補貼。面對關鍵的深喉，袁凌反而不踏實，他小心翼翼地接近，探詢對方的動機，原來「勞動」和「教養」是分開的，眼前分管教育的副院長，看不下去近幾年，勞教產生的龐大利益，衍生成腐敗利益，嚴重擠壓勞教人員的教育時間。
依規定，馬三家勞教院內設有駐所檢查室，平常不派駐人員，只有一個舉報信箱，檢查人員定期開箱。袁凌的第三個突破，找到檢察室科長，一般來說，官場裡最好「睜隻眼，閉隻眼」，為什麼還會願意接受採訪？「她手頭有幾個案子過不去」，這位科長間接證實了，馬三家勞教院曾發生幹警毆打勞教人員導致其成為植物人的案件。三個支撐，得以基本還原高牆內的情況。
等到要寫稿時，卻是「腦子一片空白啊」，袁凌形容那堆龐雜的資料，「幾乎吞掉我」，那麼多的物證、那麼多的採訪，「真是太難了…」，他用一種沒信心的語氣連說三次。
更何況，題材的高敏感，「就像攀岩一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要踏在哪塊石頭」，每一步都要更謹慎，一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他首先做的，就是切割馬三家與法輪功的關係，「我採訪的所有人都不是法輪功的，」袁凌接著解釋，「我是從稿子能出來為考量。」接著，寫作上他放棄中國常見的特稿寫作手法，唯美而又靈性，這篇稿子「按照真實來寫的。」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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