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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中國提供「北京路線」的意圖與限制

現行國際秩序體系 

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為美國在二戰後所建構,並用以維持世界政經局勢的定型框架,論究其明確體現於今日國際社會的權利主張與規範限制,則包含有:市場自由開放、穩定、人權維護,以及呼籲共同謹守國際規範等。此些秩序的內涵,符合現代國家基於十七世紀西發里亞體系下發展而來的主權獨立概念,以及十九世紀培育出追求海外自由貿易的基礎偏好,而得以使該秩序在現今國際社群之中,持續佔領主導性地位。然而,各國在如是制度下發展至今,追求此些基礎偏好的意圖,可以見得將會越趨明確,甚至是更為深刻地內化至其治理國家對外發展的政治原則之中。由此可知,即使現今這套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體系,在未來的數十年內可能遭逢劇變,國際社會當中的成員們,對於國際自由貿易和國家主權獨立、內政不相干涉的需求與偏好,並不會產生任何削減或變形的態勢。所以,就算是贏得新一輪霸權戰爭的世界大國,在嘗試建構新興國際秩序時,仍舊需要滿足此些現時國家的基礎偏好。然而,這也就意味著,它發展出的新形態,可能仍舊是與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內涵相去不遠。  

基於現今在國際社會當中,國家與彼此之間互動的方式,有絕大部分仍舊依循著美國在二戰後所建立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邏輯,由此觀之,中國的崛起,其實難以將此一持續主導國際秩序的邏輯,導向任何「顛覆性的」終結局面。  

然而,為了支撐上述結論的推演結構,我們就必須解釋,國家是如何衍生出所謂的「基礎偏好」,並且同時說明中國此一新興強權國,在現行的國際秩序下所扮演的角色,再以此推論其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場域上,被現行秩序所形塑的目標與偏好,以及,這些目標與偏好最終將如何限制其挑戰當今國際局勢的作為。結尾部分,本文亦將論證中國首先要想成為亞洲霸權的目標,是如何與亞洲區域內的重要國家等之基礎偏好有所衝突,進而形成中國力圖達成目標時的重大阻礙。 

 

國家基礎偏好的形塑 

國家會在現今世界政治當中衍生出如上對於外交政治的基礎偏好,源自於歷史上的霸權戰爭後所制定之秩序體系,包括一次大戰前英國所制霸的世界和二戰後由美國所建制和領導的經貿自由主義體系,以及更早些時候,在1648年所發展成形的國際共識——西發里亞主權體系所養成。更包括後續由美國在二戰後建構的國際組織,對於國家主權所加註的其餘規範,例如禁止人種歧視、人權維護和人民自決權等。強調都是一種簡單觀念:「自由、自主、平等」。一如G. John Ikenberry(2014, p.93-94)在其文章內所明示,自由主義早在19世紀便即由英國為倡導海外自由貿易而初始,隨附著對外帝國主義式擴張的意識。直到20、21世紀,先後在一、二戰由美國再次革新其內涵,形成一個主權國家共同行動,維護領土和平、貿易開放、民族自決的全球秩序體系。然而,即便此一國際秩序所支撐的世界局勢,在一次大戰後至冷戰結束間歷經過重大失敗,卻仍在現今扮演著穩定國際社群的重要支柱角色。也因此,這個國際秩序中所附帶的觀念和內涵,不僅在這段長久的時間裡,貫徹於國家內部政治中對於人民個體的保障,更被作為國家對外經貿往來、政治互動的重要原則。使其既已形成一系列穩定的權利觀念,同時也是一系列持續產生作用的規範與限制。 

 

中國的角色、偏好與限制 

近些年,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快速提升,更與此一由美國所主導並建立的國際秩序所主張的權利與規範密切相關。其中,我們由聯合國(United Nations)、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此些由美國所推動並領導的國際組織,對於國際政經局勢的影響之深,更可得知其秩序體系老早已將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實體,捲入其組織規範有效作用的廣大範圍之中,並且,就中國現今政治經貿的現況而言,如同Robert S. Ross 和 Oystein Tunsjo (2017, p.89) 在其著作中引用《China 2030》〔一份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China's Ministry of Finance)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共同撰寫的聯合報告〕所做之總結敘述:「中國的長期利益,就存在於現今世界所運行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其附屬穩定而具效用的國際金融與貨幣制度之下。而中國的領導者們也深知,中國崛起的利益,有很大部分皆是源自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且,中國是現行全球貿易制度下的重要利益相關者。」  

中國身為現今國際秩序的重要利益相關者,意即,其不僅只是如同其餘參與該秩序的國家一般,單純享有一套共同權利所帶來的好處,並且接受國際組織與多邊協定的規範與限制。其中,尚包含更深一層的意涵在於,中國對於現行秩序的穩定運行所承擔的無可旁貸之重責。這種說法顯示出一種中國在國際經濟層面上,其實早已被現行秩序體系以既定利益層層綑綁的情形。不同於Christopher Layne(2018, p.106)指稱:「中國配合美國的自由經濟秩序其實不只是為了賺錢,而是等待自身經濟與軍事實力足以與霸權匹敵之時,與其競逐區域制霸的地位。」筆者認為,中國在選擇加入此一秩序之前,也許曾經抱持過如上的想法,而不是只想要藉由加入該體系來累積更多的國家財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附這套秩序體系所成立並蓬勃發展而來的國內經濟結構與相關產業,卻早已實實在在的依存於這套體系所運作的經濟模式之下。促使現在的中國反倒必須去配合這套秩序,並協助其解決在現刻所面臨的新問題,例如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之全球金融災難等等,為的是確保這個秩序得以續存,且中國也能夠持續從此一體系中穩定得利。 

 

秩序改變的限制 

綜上所述,如果美國所提供的一套秩序,會持續地如同過去在運行之中面臨到此般諸多的問題,可能源自於其結構性的缺失。那麼,國際關係學者們探討到中美關係時,總會碰觸到的問題是,中國會否乘著自己大勢崛起的浪頭,依據自身國家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模式,提供一套內含不同權利觀念與規範限制的秩序體系,並且供予多邊國家願意共同奉行遵守,促使現今的國際政經關係迎向更美好更穩定的未來前景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興國際秩序的建立,必須是要能夠提供比既定模式運作來得更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更多在國家安全和經貿交流場域上能使情況變得更為良好的條件,才得以讓諸多國家轉向採納此一套新的規範,進而替代既有的秩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所建立並領導的秩序,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陷入困境的秩序提供了更多安全,福利和創造財富的條件。」(G. John Ikenberry, 2014, p.89) 

 

中國的客觀實力與經濟模式的限制 

事實上,可能一如Robert S. Ross 和 Oystein Tunsjo (2017, p.86) 在其著作中所提及,中國內部無論是學者還是重要官員,對於其國家本身一套由過去沿用至今的經濟發展模式,仍然存在著諸多歧見,沒有一種共同的說法,明示出中國內部的產業究竟是依循甚麼原則、方式,甚至是價值,所以才得以於今日接收如此豐厚的經濟成果與驚人實力。事實上,中國過去的領導人溫家寶也曾於2007年表示:「中國的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導致不穩定、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發展。」也因此,其內部無法對中國這個巨大經濟體在未來的經濟模式,提供單一而準確的預期分析結果。更遑論開闢出一個取代現行秩序體系的新途徑,敦促其餘國家一同奉行。  

那麼中國近些年快速崛起的客觀實力,究竟會否挑戰到美國現刻所領導的國際秩序,也是不少國際關係學者在緊接下去會深入探討的問題。並且,在此之前,總是會有人認為,這些中國手上握有的強大籌碼,例如軍事和經濟實力,對比美國於近些年在國際經濟貿易上表現欠佳的情況,必定會為區域局勢帶來一種顛覆性的改變。  

然而,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相對衰弱的議題,在許多學者,諸如Christopher Layne(2018, p.96-97)對於近些年中國外交政策與經貿能力大幅提升的表現討論當中,被過度誇大其在整體國際社會上可能造成的影響性。甚至認為這種在經貿能力上的大幅提升,必定會為中國在嘗試佔據亞洲地區主導地位的努力上,觸發一種絕佳的良機,導引其走向絕對的成功。  

文章中Christopher Layne基於世界銀行對於中國近些年在國際上經濟購買力已漸趨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一項分析報告,認為此情境必然將在不久未來,很大程度上地影響中國對亞洲地緣政治甚至是全球經濟的控制能力,並且,更以此認定:「即使亞洲區域內的國家不希望被迫選擇與中國還是與美國結盟。 經濟趨勢都表明了,他們將被中國經濟的強大磁力吸引到北京的地緣政治軌道上。」(Christopher Layne, 2018, p.99) 。但是,Layne忽略了國家內部的政治形態,其實也是影響著國家對外貿易的重大因素,並且藉由這項因素,我們甚至會推導出截然不同於Layne聲稱的結論,那就是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實力,並不能夠促使其佔據亞洲政治經貿上的主導性地位。詳細而論,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經濟實力,也許將對未來的亞洲貿易網絡產生重大的影響性,但此般情境,可能不會導致那些與中國國內政治意識形態明顯相悖的國家,例如台灣、日本、南韓,或者在外交政治上與其充斥著諸多嚴重衝突與領土爭議的國家,例如,越南、印度,和中國在未來的亞洲政經局勢上,形成一種等級高低分明的從屬關係,進而使中國成為主導地緣政治經濟的區域霸權。相反地,一種已然發生於近年的區域爭議事件,反而告知我們,中國於經貿上的崛起,早已連帶促使其對外求取自然資源的需求大幅增加,也使其在對外的經濟行動上變得越加獨斷,此現象進而導致其不斷與周遭國家發生領土與領海上的爭議與衝突,致使亞洲國家更對中國新一輪對外的經濟式拓展行為,萌生敵意,或認定其必將帶來不甚良好的影響。例如,中國在開發南海油田上,多次與越南當局發生衝突,並且引起公民大眾的反彈聲浪,集結遊行、抗議。  

總論而言,中國在亞洲與此些核心國家發展成形的不甚良好的多邊關係,在在說明了,中國光是想在亞洲建立起自己的霸權地位,或者構築一新興的政經秩序,不僅要先解決自身內部菁英的意見分歧,尚且要面對其餘重要國家因為對外政治互動與經濟交流的理念不同,而不完全配合其提出的區域組織計畫之情形。然而會形成這樣的景況,原因莫過於19世紀後發展而來的國際關係的觀念與共識,乃至美國在二戰後所建構並領導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體系,在過去制霸世界的數十年,對於世界各國在對外政經交流上,所型塑出的一系列權利互動的概念,促使各國都深深地陷入在一套規範與限制的框架之中進行互動。往後當然可能出現由不同國家(也許正是中國)所領導的秩序,但是,倘若其本身無法大致上依循此套原先的秩序框架,則難以成為一種具有主導性的新規範從而統御各國的對外行為。然而,若是證明往後的秩序體系都將與自由國際主義的大致內涵相去不遠,則說明此套秩序應當是永遠都不會完整被取代的。 

 

參考文獻 

  1. Christopher Layne (2018).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1), 89-111. 
  1. G. John Ikenberry (2014). The logic of order: Westphalia, Liber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modern era. G. John Ikenberry (Ed), Power,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 83-1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Robert S. Ross and Oystein Tunsjo (2017).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and Politics in East Asia (pp. 69-9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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