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理教科書的地理是走不出去的地理,台灣歷史教科書的歷史是別人不知道的歷史。

 

1990年代,我在「自立晚報」當記者,有機會常出國採訪;縱使當時已「解嚴」,但中國國民黨的愚民政策與大中國思想仍遺毒未清(要認清它的黨名就稱為「中國國民黨」),因此我在主編的「海天遊蹤」(旅遊版)曾寫過這段當年「引以為傲」的話。沒想到21世紀的今天,執政黨還要強迫灌輸年輕學子那套漢族的大中國思維,逼得全國高中學生串聯「反黑箱課綱」,我對他(她)们「為台灣爭千秋」的勇敢作為致上衷心的敬佩。

 

我與馬英九同樣出生於1950年,我畢業於師專(在校分組選修「史地組」)、空軍預備軍官、當過5年的小學老師,那是1960、70年的「戒嚴」年代,讀中國國民黨時代的教科書成長,但愛「思考」的我始終對教科書上的中國史地存疑。為了突破中國國民黨教育體制的洗腦,我勤K英文,自1967年起勤跑台北市牯嶺街及其它縣市的舊書攤(店),廣蒐「警總」查禁的中英文書與雜誌來閱讀。由於是師專公費生得教5年小學,在那5年,每次教社會、歷史與地理課,是我內心最掙扎、最言不由衷,因此服務期滿就跳到新聞界。因為當年的教科書充斥中國國民黨黨國與大中國思想,因此我常開玩笑:「死讀教科書會變笨」。

 

女兒出生於1980年,讀小學那年是台灣「解嚴」,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雖已迴異我成長或任教的年代,但每年暑假參加(師專)班上的同學會,他們都在各地小學任教,其中有多人已是小學校長,但從聊天中,發現我那些在小學任教的同學,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擁護者,當陳水扁選上台北市市長及總統時,他們哀聲嘆氣,彷彿台灣將滅亡;如今對中國「敬佩」的不得了。本質上,我不信任台灣的中小學體制,因為目前這批任教者是讀中國國民黨「黨國」教育成長,「黨國」教育陰魂不散,這些人或大多數老師最喜歡談「社會安定」,常把「都吃不飽還談什麼民主自由」掛在嘴上。

 

要「翻轉」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得看1988年就讀小學的這個世代,這還是最樂觀的期盼,因為教育1988年(及之後)的學生的這批老師還是喝中國國民黨教科書的奶水長大。

 

我一直鼓吹、鼓勵雙語(多語)教育,一方面可讓我們的下一代更容易與國際接軌,同時也是避免被「大中國」或「大中華」文化支配的一種手段。因此,女兒在受教育的過程,我只要求她把語文(中、英)學好,外文就如窗戶,多懂一種就多開一扇窗戶,才能拓寬視野(我還要求她學西班牙語)。加上我在報社與雜誌社工作,知道媒體充斥(政治)立場與八卦,因此我不把中文媒體帶回家;但我常剪報給女兒看,至今她雖然結婚定居紐約市,但我還常mail權威的英文媒體的好文章與她及女婿分享。她的中小學階段,家中固定的書報是Time(1970-98)、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1-1995)、National Geographic(1994至今)等等,她20歲的生日禮物我訂一份Asia Wall Street Journal給她。

 

台灣雖然漢人占多數,但未必要從漢中國或中國人尋求認同,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這些政權都與台灣無關,它們的治權都不及於台灣;在西方「大航海」的時代,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今日稱台灣的這個島嶼,早年歐洲地圖上是Formosa,對今日的中國政權Formosa還是一個敏感的字眼。我在1974年訂閱National Geographic,當時還天真的,在地址Taiwan後面加Rep. of China,結果有幾次雜誌繞到中國,後來我在TAIWAN後面加Formosa;出國要填入境的白卡,我一向只填TAIWAN,若到歐洲,我會在TAIWAN後面用括弧加(Formosa)。

 

台灣是一個由移民建立的社會與國家,就如美國、澳洲、紐西蘭這些國家的臍帶是英國,但如今都發展出其獨立自主、各有特色的文化體系,它們的教科書不會也不必獨尊英國。因此,當今這些「反黑箱課綱」的高中生他(她)们只要求有一本以「台灣為主體」的教科書,有什麼不對?

 

錯的是,至今很多父母、成年人受中國國民黨的教科書的遺毒太深;或,更遺憾的,當年在此教育體系成長的大多數台灣人「自我閹割」,不僅不敢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有的還執著認同中國。

 

看到去年大學生的318學運,今年高中生的「反黑箱課綱」示威,台灣的成年人或父母是應該羞愧,因為過去只顧眼前小利,不當自己的主人,台灣人難道看不清一個現實:要反共要統一,都只有中國國民黨說了才算數,還輪不到台灣人,有些台灣人甚至成為共犯結構,甘做中國國民黨的遮羞布。

 

期望318學運與「反黑箱課綱」示威的台灣年輕學子的血汗沒有白流,能喚醒更多上年紀的台灣人對自己、對台灣的認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