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FA在中國重慶正式簽署的前兩天是周日,我隨南一中校友登山社去瑞芳爬南子吝山,中午在深澳漁港的「老船長」餐廳用餐,餐廳老闆指著桌上略顯瘦小的馬頭魚說,這已經是難得的珍品,漁港裡所捕獲較好貨色的魚,都被上海的業者蒐羅一空了。

 

隔天星期一,下班後在家裡附近的「金仙魚丸」便餐店解決晚餐。平常喜歡點的蝦仁羹已經消失一段時間,我問老闆是怎麼回事,老闆說,固定從澎湖供應的蝦仁缺貨了,都被上海業者買走了,叫我就吃赤肉羹湊合湊合吧。

 

其實在江丙坤和陳雲林正式簽署ECFA文件之前,許多人想像中的後ECFA時代早已悄悄降臨。

 

一位專欄作家朋友常常說,台灣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離上帝太遠,離中國太近。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國人來說只是想像中的敵人,看不到也摸不著,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鎖國,把人民關在國內,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誘惑和威脅擋在門外。台灣是民主、開放,而且經濟力旺盛的國家,距離中國這麼近,一旦中國決定對外開放,要有效阻斷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注定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政府處理兩岸事務的準則,應該是在確保台灣主權及安全無虞的情況下,依民主、法制原則,盡最大可能凝聚國內共識,循序漸進妥善安排兩岸的交流接觸。

 

雖然馬政府一再宣稱,ECFA純屬經濟性質,但並不具有說服力。反ECFA者的最主要恐懼,在於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之後,政治上也被鎖進中國之中。這不是杞人憂天,馬總統愈不把這擔憂當一回事,就愈讓人猜疑他匆匆忙急於簽定ECFA的背後動機。

 

公民投票應該是解決不同政治考量的有效方法,馬政府輕率地用行政杯葛的手段把公投阻擋掉了,但如此無法消除疑慮,只會讓疑慮升高為對立。

 

馬政府為了影響民意,要求各部會全力動員宣傳,投下的人力、物力堪稱空前,但如果比較幾個月前後民調的變化,其實效果有限。尤其是陸委會幾乎轉成ECFA宣傳委員會,而且用相當可議的置入性廣告方式狂掃媒體,更反映出台聯出身的主委必須急切表態的尷尬。

 

ECFA內容於簽署後隔天在各大報全文刊出,這是正確的作法,可以昭公信。但ECFA簽署時間選在與香港簽CEPA的七周年紀念日,地點選在當年國共談判及簽約的重慶,卻又突顯我方主其事者的政治神經麻痺,這正是最讓國人不放心的地方。

 

雖然「反ECFA」是動員傳統支持者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引發激情的口號,不過民進黨626的遊行還是選擇稍留餘地的「反一中、要公投」做訴求。蔡英文主席應該是體認到兩岸交流勢無可擋,因此不能一味反對類似ECFA的兩岸協議,而是必須在守住主權、深化民主的基礎上,更加細緻地處理兩岸問題。

 

弔詭的是,ECFA簽署或許會被馬政府視為歷史性成就而大加宣揚,但政治效益不見得對他有利。ECFA對台灣經濟的整體效益,在不同經濟學家之間都有爭議,更何況即使經濟效益整體來講是正的,這效益的分配也不平均,甚至於很可能的情況是相對少數的高競爭力產業獲利,而就業人口更多的弱勢產業終將受害。只要因ECFA感覺受到傷害者的人數大於獲利者的人數,ECFA對馬政府的政治效益就可能變成負的。

 

不能相信只談好處的政策宣傳,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不同。上海世博會或許讓深澳和澎湖的漁民小賺一筆,但也有吃不到馬頭魚和蝦仁羹的人,是心裡蠻不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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