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這個北京四人幫，不是大家知道的那個四人幫。我寫的是四位同時於1990年搬到北京住的非中國籍女士，她們年紀差不多，都是跟著丈夫上任，住在外交公寓的大院子裡。 小孩的年紀相仿，上同一個幼兒園。也都在三年後，隨丈夫搬離北京。回到暫擱一旁的事業或工作。

過了20年，四人幫約好於今年11月在香港重聚。地點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楊甦棣的官邸。楊甦棣是前美國在臺協會的處長，當年他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政治組工作。他的太太是那時四人幫的成員之一，中文正式名字叫費雯俐，但是我們都習慣叫她芭芭拉。這次是她帶頭號召，邀請大家去香港山頂她家聚會。

芭芭拉是哈佛畢業的環保律師，多年代表美國知名的NGO“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在中國推展潔淨能源項目，廣受尊敬。我於2000-2005年住在上海時，曾與芭芭拉合作，推廣燃料電池汽車。當時在中國的對口伙伴，是同濟大學的汽車學院院長萬鋼。現在萬鋼是中國科技部長。我和芭芭拉當年對萬老師的務實作風，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也是四人幫的成員，是其中唯一的東方臉孔。也是唯一可以用普通話快速跟當地人問路，講價，或吵架的成員，非常受歡迎。我的丈夫當年在加拿大大使館政治組工作。另外兩個四人幫，一位是加拿大籍作家羅冰，丈夫是我老公的同事；另一位是美國籍的凱西，做點成衣生意，先生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的記者。

我們自稱四人幫，但是沒有別人認同。我們於每個星期三早上，在送完小孩上學後，一齊騎腳踏車逛胡同，探索北京古城。每天傍晚帶著小孩，在住家院子里灰塵滿佈的小公園，邊看着小孩溜滑梯，邊閑聊。其他時間，我們互相串門子，為對方打氣，出點子。

當年在北京，所有的外國婦女，包括台灣女士，都被當地人冠以夫姓，敬稱太太。比如我被叫做“柯太太”。我有時不知道是在叫我。也從來沒有人叫我“老周”或“小周”。由於那時外國人無法自由無慮地與當地人交朋友。我們大都只在外國人圈子里活動。

那時我們的小孩上的幼兒園，設於挪威大使館內，是北京唯一的外國幼稚園，不歸中國政府管轄。學生十來個，老師是加拿大大使館的眷屬。四人幫每天都得開車接送孩子上下學。我們固定每個星期三，在送完孩子上學後，騎腳踏車探索北京城。我剛開始不太會騎，到了胡同時，由於路很窄，我怕撞到兩旁的墻壁，只好推著腳踏車走，速度很慢。其他三位都得在胡同的另一端耐心讀秒等我。後來我的膽子大了，很會橫衝直撞，變成在巷子的另一頭，讀秒等她們。

在北京時，在四人幫的鼓動下，我被公推出面籌辦了一個很大型的糕點義賣會，籌款捐助北京城外的一個殘障孤兒院。由於許多外籍婦女自動烘培西點蛋糕參與，義賣會的規模變得很大，籌到了不少錢。因為當時外國人在中國不准有任何銀行戶頭，我只好拜託曾做過會計的一位臺灣朋友管理，這位朋友把現款藏在月餅盒裡，放在她的床底下，天天耽心被偷。

後來這筆錢被用來支付許多殘障孤兒的兔唇手術，由北京兒童醫院院長親自開刀。這個孤兒院在北京城外，有四百多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大多因為生下來殘障，被父母拋棄在路邊，由路人發現送到孤兒院撫養。 

我們每個星期三帶領北京的外籍婦女，去探訪孤兒，受到廣大的支持。後來，美國前國務卿貝克訪問北京，她的太太是虔誠的基督徒，想要參觀孤兒院，因此透過美國大使館的安排，我們幾個人帶了她去。沒想到，這使得中國的公安部門對我們的結社力特別耽心，透過孤兒院長，通知我們不得再到孤兒院去，理由是我們的外國太太團體，沒有正式向政府登記，是非法組織。我們不得已，從此結束公開的活動。

四人幫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影響。我們依然送小孩上學，有空時騎腳踏車遊胡同。傍晚在院子里的小公園，看着小孩溜滑梯。大家都有自己的職業，我們稱其為“真正的工作”。我當年為經濟學人旗下的刊物寫稿。  

四人幫11月在香港的重聚，是芭芭拉的建議。我接到她的伊妹兒通知時，有點不敢相信，以為是老天爺在開我玩笑。四個老友這一陣子伊妹兒寫來寫去，共憶往事，還沒見面就已high到不行。11月很快就會來到，我已在數日子，希望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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