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萊比錫遇’89年「週一抗議行動」
就像1999年到慕尼黑剛好碰到日全蝕，2014到萊比錫的當天恰巧是10月9日下午。市區設有很多路障禁止車輛通行，戒備森嚴的萊比錫，當天有五位總統，包括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以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等國的總統，出席在布商大廈音樂廳（Gewandhaus concert hall）舉行的1989萊比錫「週一抗議行動」（Monday demonstrations in East Germany）25週年的紀念會。
黃昏的奧古斯特廣場(Augustusplatz)周邊較高建築物樓頂皆站有安全人員荷槍戒備，雖然如此，煦麗的夕光仍將慶典的氣氛灑在或走或坐的人群、藍色的萊比錫大學主建築，與穿過廣場黃藍相間的電車。
(萊比錫大學校園一角)
與音樂家孟德爾頌有密切關係的萊比錫布商大廈，其面對奧古斯特廣場的玻璃正面打上「’89」字樣。
意外碰到這樣的大節日我當然興奮，走在廣場上、街上、萊比錫大學，來到市政廣場，進入萊比錫現代史博物館參觀，我好奇著已成的與正在進行的歷史。
（奧古斯特廣場）
1989年這一天是德國歷史上「決定性」的日子。那天下午在萊比錫的聖尼可拉斯教堂（Saint Nicholas Church），成千上萬環繞著教堂的民眾由牧師引領為和平祈福。晚間民眾手執燭光在市區遊行，高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人群擠滿內環道與奧古斯特廣場，估計有7萬民眾參加「週一抗議行動」。這場非暴力爭民權運動為柏林圍牆倒塌（11月9日）鋪路，加速東德政權傾倒，促成兩德統一。
為何「’89」字樣打在布商大廈上？
或許是與當時萊比錫頗受敬重的布商大廈交響樂團指揮、孟德爾頌專家庫特．馬舒爾(Kurt Masur)有關。根據BBC報導，他在週一當晚有音樂會，於上午排練後，有三個年輕人找他想辦法，避免流血衝突。畢竟當年的六月才發生天安門大屠殺，東德的共產黨領導人何內克難保不會採用中國模式，向示威者開槍。
馬舒爾於是和萊比錫共產黨幾位主要改革派人物，在當天下午六點左右，一起向和平示威者與軍警呼籲，籲請各方保持鎮靜，電台並廣播了呼籲書。
音樂會照常舉行，布商大廈外的奧古斯特廣場聚集的抗議人潮越來越多，數千名武裝軍警與示威人群對峙，同時大批軍車也自柏林開往萊比錫，情勢緊張。擔心發生流血事件的馬舒爾，忐忑地指揮著。
就在音樂會還在進行時，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一直無法聯絡到柏林決策當局，因此，當抗議民眾走到火車站時，武裝鎮暴警察竟讓路，沒有開槍！同時堅持「不能出現流血屠殺」的萊比錫共黨領導人，在與東柏林的共黨中央數次緊急通話後，也站上風。
當天晚上演出的曲目，根據1989.10.09 Gewandhaus Orchester 演奏會紀念CD是：Strauss: Till Eulenspiegel (理查史特勞斯：音詩 搗蛋鬼替爾)；Matthus: Konzert für Trompete, Pauken, Orch. (馬圖斯：小號，定音鼓與樂隊協奏曲)；
Brahms: Symphonie Nr. 2 (布拉姆斯第二號交響曲)。
曾有人建議馬舒爾指揮樂團演奏貝多芬的第三號「英雄」交響曲，以擴音器對所有人播放。馬舒爾婉拒這麼做，因為這首曲子帶有強烈的革命氣息，無疑會讓氣氛更加火上加油，而他衷心期盼和平收場。不過萬一發生流血革命，團員會為街頭死難者演奏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
至於冒著生命危險將這次和平革命的全程拍攝下來傳送全世界的是攝影師謝夫克。
事實上在前東德的民主運動，教會扮演重要角色。帶領這場燭光和平革命的兩位牧師分別是當年46歲的傅瑞爾(Christian Führer) 與45歲的馮內貝爾格(Christoph Wonneberger)。
(聖尼古拉教會裡的十字架與一幅現代畫)
隸屬於路德教會，傅瑞爾牧師於1982年在其萊比錫教區組織第一個「為和平祈禱」的團體。而啓蒙於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馮內貝爾格牧師在1980代活躍於德勒斯登，則是掀起整個東德和平祈禱運動的第一人。
10月9日下午，「史塔西」早已掌握會有為數眾多的民眾將聚集聖尼可拉斯教堂，因此偽裝成五百名教徒佔據教會，結果民眾越聚越多，一座800多年的教堂擠進8000多人，被包圍的史塔西不敢有所行動，同時民眾快速蔓延到廣場、內環道與火車站。
訴求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與民主選舉的遊行民眾，手中僅拿象徵光明與和平的燭火，與全副武裝的軍警對峙。為了讓軍警有鎮壓的借口，混在示威人群的便衣借機引起事端，不過都被堅持和平示威的民眾立刻制止，民眾手持的標語是「我們不要暴力，要改變」。
「相互隸屬的是街道與祭壇，而非皇冠與祭壇」是傅瑞爾牧師秉持的信念，也就是說，教堂本質上是政治的，是讓批評共產黨政權的人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他終生致力於人權與爭取弱勢者權益，在聖尼古拉教堂主持教務至2008年退休，2014年6月30日因肺纖維化併發症過世於萊比錫家中，享年71歲。
至於馮內貝爾格牧師則在1989年10月30日的那場「週一抗議行動」，天外飛來橫禍突然中風，並因此失去語言能力，在復建的漫長過程，靠著全然的意志力，從頭學起，終至復原，現仍居住萊比錫。有人問他，歷經這種種，他是否還相信這世上有正義？他回答說，「當然相信，我內在力量所依的就是正義與真理。」
（聖多馬教堂）
除了聖尼古拉教堂外，建於13世紀著名的聖多馬教堂在這場和平革命也沒缺席。音樂之父巴哈從1723年至1750年去世一直擔任這個教堂的唱詩班指揮，其遺體也安葬於此。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也曾於1539年的五旬節主日，在此講道。1989年10月2日，超過一萬人越過警察的封鎖線，在聖尼古拉教堂和平祈禱後，步行到聖多馬教堂，高呼：「我們不是暴民」(We’re no hooligans)。這是針對何內克在電視上怒斥和平禱告的民眾是暴民的反擊，後來這個口號轉變為「我們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
（聖多馬教堂內巴哈墓碑）
其實在10月9日的前兩日，也就是10月7日，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DR）建國40週年，當天還舉行盛大慶祝會，戈巴契夫受邀參加，不過他不插手干預和平運動的態度，給民權運動者打了綠燈的信號。
（照片左二是戈巴契夫，左三是何內克）
為我們解說的兩位當地解說員，年紀都超過70，他們家人皆曾受共產黨迫害，本人也都參與了1989年的「週一抗議行動」。25年後的這一天，兩人內心依舊激動。其中一位是女士，她甚至不太願意進入萊比錫現代史博物館，因為那裡展出的都是東德時期的歷史與文物。
（萊比錫現代史博物館前的一座雕塑）
我們因為晚餐時間拖太久而無緣見識到20萬人聚集在奧古斯特廣場參與紀念活動的場面，不過仍看到人潮、內環道上手持燭光遊行的人群與廣場上持續播放的影片。
在東德時期擔任牧師也參與和平運動的高克總統，在當天的演說勉勵至今仍持續佔中行動的香港年輕人。根據中央社報導，他說，「人民不能自認沒有發言權或是放棄投票的權利，自困於對政治的無力感。也不要忘記，威脅到民主的不只是意識形態和極端分子，如果人民不對民主加注活力，它也會枯竭。在香港，抗議的年輕人應該對此有很深的體認。」
那晚在廣場上，聽到擴音器播放的音樂都是德國作曲家的作品，這個音樂國度，特別是這個音樂城，甚至在這場運動後被稱為「英雄城」的萊比錫，真是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創造歷史！
（1908年設立於聖多馬教堂旁的巴哈雕像）
歷史的轉折常常以暴力鮮血結束，遠的像法國大革命，近的像天安門大屠殺；親履萊比錫，更瞭解柏林圍牆倒塌的可貴，讓千千萬萬生命活下來。聯想起台灣李登輝總統在野百合政治運動時，數日內即能拆解戒嚴圍牆，做出里程碑的改革，嘉惠迄今，否則今日台灣依舊是非民主自由國度，更不可能以太陽花運動啟發了香港真普選的民主運動！
萊比錫，歷史扣敲的腳步聲，真是清澈深遠、感同身受啊⋯而牆的倒塌是有多少公民不棄不餒的努力犧牲，才有那麼一刻的來臨！
照片：董恒秀攝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